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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李学明先生的著作《老家在渠县》（大众文艺出版社，年3月出版），其实主要是写“三年困难时期”的三汇中学生活。挨饿的感觉，今天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今天我们浪费的粮食是惊人的，勤俭节约的作风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居安思危还是非常必要的。

难能可贵的是，李学明先生不仅写了艰难岁月，还有这岁月里弥足可贵的真情——这是人间至爱的力量，是我们生存下去的勇气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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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学生时代挨饿的日子，一辈子也不觉得苦了。

-年，史称“三年困难时期”。困难到什么程度呢？

我接触廖伯康比较多，他曾任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我最先读到他的手稿：《我向中央说实情》。这篇文章先是在《龙门阵》杂志年第一期发表的，后来《文摘周报》又转载，引起巨大轰动。网上曾打出轰动性标题文章：《廖伯康说四川在困难时期饿死万人》，引起网民热议。

我与廖公认识、相交30年，这篇文章只是他长文的一个章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他因为向毛主席写信反映四川饿死人太多，而被打成反党集团。由于我是那三年的过来人，对廖公那段历史特别感兴趣，花几年的业余时间采访他，形成了一篇九万字的长文，《廖伯康一生为民主》，其中有三分一讲“那三年”国人的一段痛史。

当然，应该先讲一句良心话：即使国家在最困难的时候，宁可让大人挨饿，也不让上学的孩子没有饭吃。我虽然没有听谁说过这句话，但事实就是这样，我们中学生那时就感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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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朝黄土背朝天，种地打粮食的农民宁可自己饿死了，却把粮食交给国家。前些天我到巴中，当地干部回忆说，当年有多少人饿死在送粮的路上！他还列出数字，盘点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真令人喟叹。

那年头四川饿死的人，绝大部分是农民。街道的居民月供25斤粮食，令农民垂涎三尺，羡慕不已。

而我们中学生，一进校每月有32斤粮食，教师只有25斤。困难时期，学生节约几斤，教师增加一点儿，但学生口粮仍然高于老师。

学生在长身体、学知识呵——不能让学生挨饿。我们深深感受到毛泽东、共产党，全社会对我们中学生的关爱，一生一世不敢忘怀。

我们这一代人，后来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是因为常怀感恩之心。为了我们，父辈师长付出的岂止是心血，甚至还有生命！

如果再说到助学金，那就更应该铭刻于心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助学金，每月1元、2元、3元，是一个大数字——每月伙食费才4、5元。我是靠助学金才读完那六年中学的。

没有助学金，就没有我的学业。

没有每月30斤的大米，就没有我的生命。

当然，对那三年的饥饿，我们也有切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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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的路旁，在州河边号房碉楼旁的路上，看到了两个饿死的人，还有几个有气无力睡在路边的中、老年人。这个镜头一辈子都无法忘却。

虽说有30斤大米，但由于肚内没有油水，饥饿感人人都有。同学们在食堂吃饭，大米饭用脸盆蒸好，一桌八人，用筷子划成八牙。为确保是八等分，同学背对米饭说哪一牙，然后依次挑出来。

蔬菜，大部分都是我们勤工俭学自己种的甜菜、莲花白。莲花白虫多，就用粉杀虫。我们吃饭时，菜里的粉始终清洗不净，味道很浓。菜少的时候，大家就喝盐开水，上面浮有少许油滴、葱花。

我曾从家里带一瓶盐，里面用油浸着，一瓶要用好些天。饿了兑些盐开水喝，可以充饥。

同学大都家在农村。农村吃公共食堂，稀饭太稀，吃不饱。我的小伙伴陈文礼的母亲虽然大字不识，却编了个顺口溜：“工作同志进了社员门，麦米稀饭一大盆。夹边起波浪，中间淹死人。”夹边，三汇话，指碗的周边。说是稀饭，其实没几颗米。

农民都在挨饿。

每到星期六晚饭，我就把当天的一牙饭和星期天全天的饭打回家，放上牛皮菜（甜菜），加上黄荆叶、鹅茵草，我和母亲可以吃两餐饱饭。

每当周末，坐在门槛上，一直等待我回家的母亲，见到我时总是那么高兴。至今，每当我回忆起母亲当年吃上白米饭加野菜那份满足的模样，心里就感到一点儿欣慰。那是我们母子最幸福的时光，也是我最幸福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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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农村害肿病很普遍，因为吃代食品、藻类的太多。同学们都吃过糠饼子。一次聊天时，汤德英说，那年头糟糕味道好。用酿酒后的酒糟做的糟糕，在当时虽能买到但也很难得。

在王坝沟粮站抬粮食时，同学们会随手从麻袋里抓出生包谷、生大米就吃。我也吃过，只是没有往包里装过。

一周一次牙祭，有时能吃到很少量的一点儿猪肉，但多数时候是吃油炸拖面。那时，甜菜梗又白又肥又大，外面裹着一层灰面，油炸出来，好香好香。

我们同学中，曾经发生了一件吃红苕胀死的事，震惊了全校。

大家都都有饥饿感。有的同学趁星期六回家，饱餐一顿。同年级一位叫李全林的同学，住在我的隔壁。早晨，同学们见他不起床，一摸，人已经没气了。

听说，他头天晚上从岩峰山上的家中回校就不舒服。他在家红苕吃多了，又走了几十里山路，当晚被红苕胀死了。好可惜好可惜。

最困难的时候，供应给我们的粮食，由细粮变成粗粮，大米少了，代之以玉米、胡豆、红苕，4斤红苕顶1斤粮食。有一个时候，我们吃煮熟的胡豆，一两有多少颗，是可以一颗一颗数出来的。长大成人之后，我们给子女上朴素课说：“当年，我们吃胡豆都要数颗数！”

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后，年国民经济大调整，实行著名的“六二压”，即年万职工中，压缩万人回农村；城镇供应人口减少万。我们家在农村的中学生，也把户口转回农村了。

年-年上学期，我们从农村自带粮食。同学们便在学校附近农民的家里，三块石头支起一顶锅煮饭。我在一个林姓农户的家里煮了几个月，全是稀饭。

所幸，我没有得肿病，只不过身体瘦小一些。年初中毕业时，我17岁，体重66斤。到了年，有副食品了，生活开始好了起来。年高中毕业，我20岁，体重增至斤，1.64米的个头儿。

那三年给我留下的记忆太深了。

我家在农村。那三年的农村、农民、农业，给我的记忆太深刻了。我一直心怀欠账感，想为农民做点什么。

公元年，延续了多年的皇粮国税到此结束，并开启了新农村建设。

这一年，我走村串户，写了一本《百村调查》，为农民，为农村，为农业鼔与呼，实现了我少年时期的夙愿。其中，我调研到了渠县汇东乡白蜡坪村等七个村。

白蜡坪村，是我调查的第一村，也是我十一二岁上山捡柴的地方。我与爱人一起，邀约小学同学周阳太、李翠英徒步登上白蜡坪，又从白蜡坪徒步下山，与他们一起回忆儿时捡柴、拉柴的经历。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山走公路，缓步而上。下山，那叫什么路？是水冲出的山沟，高一脚低一脚。不过，由于有小时候练出来的脚劲，这也不算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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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明，年生，四川省渠县汇东乡人，解放军外国语文学院毕业，曾任四川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邓小平理论研究专家。获国家图书奖，已出版著作2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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