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年z1期，作者：孙希磊。摘要：～年期间，西南联大在云南昆明坚持办学，不仅使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得以传承发展，同时，对云南地方的经济、政治、教育及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云南社会发展的进程，也拓展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和科学技术的领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教育和学术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得以有机的结合。关键词：西南联大；云南；科学研究；社会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为了坚持抗战，保存我国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设施，大批高等学校和科研文化机构迁往中国的内地，形成了以陪都重庆为中心，辐射到西南、西北地区，高密度科研文教机构聚集的新型的“文化区”。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教育文化大迁移，不仅把先进的思想文化保留住，而且使之带到了封闭落后的内陆，促进了当地社会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其中，尤其以西南联大的入滇，对云南社会文化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这种影响和作用或直接或间接、或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都对当地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推动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云南近代化的步伐。本文旨在以西南联大为一个案例，用以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在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特殊力量和作用。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学校常务委员主持校务，梅贻琦为校常务委员会主席，主持日常校务。从华北平津南下，先迁徙到湖南长沙，立足未稳，武汉陷落，又奉教育部令继续南下，经过艰辛的长途迁徙，最终分三批抵达西南边陲的云南，以昆明为中心校区，坚持办学。在迁徙过程中，其中一支队伍由三校的余名学生组成“湘黔滇考察团”，在闻一多、黄钰生、曾昭抡等教授的率领下，辗转西南数省，徒步余华里，到达昆明。此举在中外教育史上实属罕见。从年5月开始上课，至年5月复员北归，在云南渡过整整8年，在这艰苦卓绝的8年中，西南联大秉承“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1]（侯德础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稿》，四川教育出版社，1年，P55）创造了“学术自由发展”和“经世致用”的办学理念，凝聚和荟萃了颇为鼎盛的教授阵容，不仅使中国现代学术精神和文化传统赓扬不绝，而且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丽篇章。[1]（侯德础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稿》，四川教育出版社，1年，P55）更加可贵的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身处国难忧患之际，心志不移，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以学者特有的方式关怀着祖国的命运，为民族精神文化的延续传承上下求索。他们对“客籍异乡”的云南充满了热爱之情，对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丰富多彩的自然资源、神秘生僻的少数民族文化充满了浓厚兴趣，投入了极大的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chongbailaa.com/cblcjjg/100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