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实践创新

１５５２年，李时珍年满３５岁，在这一年，他终于下了决心，一定重新编写一部新的“本草”。李时珍想，这类书经常给人翻阅查找，应便于使用，因此，体例上一定要条例清楚，提纲挈领，纲目分明。这本即将产生的书，就叫做《本草纲目》吧！于是他在稿纸上端端正正地写上了这４个大字。

在酝酿过程中，李时珍也得了他父亲李言闻的鼓励和帮助。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人帮。”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是一个巨大的科研任务，如果没有得力助手，靠个人单枪匹马去干是难以完成的。

在封建社会里，完成私家科学研究项目，不可能靠官府给配备助手。李时珍需要的助手，全部靠自己亲自培养。他的培养方法就是让助手们在科学实践中提高。

在这一年，李时珍收了个叫庞宪的徒弟。庞宪也是蕲州人，字鹿门。他在小时候患病几乎死去时，是李时珍救了他的命，长大以后就拜李时珍为师。他对老师十分尊敬。此人性格孤僻，但学习认真，工作踏实，待人诚恳，深受李时珍喜爱，李时珍常常带他一起外出采药问方。庞宪对医学基本理论有较深造诣，他对《灵枢》、《素问》等书都有独到心得，后来成为名医。

李时珍的另一个得力助手是他的次子建元。建元小时候也中过秀才，是黄州府儒学诸生，学习期间由官府为他提供食宿费用。由于乡试未中，加上他父亲需要助手，就跟他父亲学医。医术也相当高明。李时珍开始“本草纲目”的编写工作，是从遍采医籍方书开始的。医药自古不分家。古代本草，多出自良医；古之良医，皆精研本草。本草知识，虽多集于专著之中，然而本草专著之外的医书中讨论本草的也不少。如唐朝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中设有药物专记；宋朝《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王济总录》等医籍中均有大量的药物资料。显然单凭本草专著来总结本草学是不全面的。李时珍从医籍方书中搜集资料来进行整理，上自《灵枢》、《素问》等医宗经典，下至宋、金、元、明的名家大作，凡是与本草有关的内容，都在征引之列。据统计，李时珍在旧本草引用的８４家医籍的基础上增补了２７７家，超过了旧本草引征书数的３倍。

李时珍将大量的医籍资料引进本草，大大地丰富了本草内容。在对各种药的说明中，对药物性能和运用的论述，引经据典，旁采诸家，议论宏阔，阐述纵横。其中采录了陶弘景、陈藏器、大明、张元素、王好古等十家的论述，转引了《灵枢》经文。许胤宗医案和魏直论痘疹的原文，有理有案，论方论药，搜集了前人研究的精华。同时，对古人从各个不同角度对药物种种用法的阐述，结合自己用药的经验作总结。分析前人对药物的错误记载，引用其他医经理论和一些实例来对其错误进行批驳。观点鲜明，有理有据，言之凿凿。

对于药物后面的附方，李时珍几乎综列了所有医籍方书的经验良方。在旧有《本草》书中，附方为２９３５，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增加了８１６１个，增方数约为旧本草附方数的４倍。如将同一种药物的不同药用部分的附方综合计算，那么附方之数更多。

李时珍引录医籍方书的范围之广，以及使用医籍方书的频度之繁，都是历代诸家本草所远远不及的。

李时珍不仅是本草研究以来采纳经史百家书籍数量最多的，同时也是运用经史百家资料最有成就的。本草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活动密不可分。从上古传说到文字记载，都有涉及疾病和药物的内容。研究本草的发展历史，考究药物的源流变迁，总结药物利用的兴废规律，自然离不开经史百家的资料。同时因为药物品类浩繁，无所不有，涉及整个自然界；以药治病，涉及整个人类。因此，引用采纳各种经史百家资料是本草学发展的自身需要。

李时珍引录经史百家的书，不仅仅是为了佐证，而是运用经史百家资料考证、辨析、澄清历代本草中的疑难问题，扩充本草的内容，提高本草的质量。

李时珍首先考究本草的源流。本草这门学科，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探索它的渊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对于谷类药物，李时珍认为：在远古的时代并没有谷类粮食，都是靠猎狩过生活的。从神农氏时起，开始了种植谷物，通过尝试各种植物，来给百姓治病。到轩辕氏时，开始教百姓烹饪，同时开始熬汤药，才开始了养生之道。周官有五谷、六谷、九谷的名称，谷物的种类繁多，应该对各种谷物加以区别。

李时珍对本草类的各部分都作了渊源的分析，同时，对每一剂药的渊源也不遗余力地加以稽考。如对葡萄酒，李时珍首先将它载入本草中，他说：“葡萄酒……是古代西域酿造的，唐代时我国才得到了酿造葡萄酒的方法。按梁四公子的记载：高昌向唐朝皇帝贡献了葡萄干冻酒。

杰公说：葡萄皮薄的味道甜美，皮厚的味道苦。叶子在奇草木子中说：元朝在冀宁等地酿造葡萄酒……。”这些，都是李时珍通过广阅经史百家的资料，勾勒出了葡萄酒的传入渊源和变革。这种考究药物渊源的方法，就是从李时珍开始的。

对各种药物的名称，李时珍都根据经史百家的资料给予注释和考证。如对寒号虫，据古书记载，其名称共有１０种之多，都是随意命名，各有各的说法，李时珍考证后认为“寒号虫是因为在冬天脱毛之后像雏鸟一样，在寒风中号叫而得名的。”而像其他名称，如鶡鴡、独舂、城旦等，都是指在晚上鸣叫而等待天明的意思，因此，他认为“寒号虫”才是比较合适的名称，这正是抓住了命名寓义的实质。根据经史百家，李时珍解释各种药物的形状，考查订正其名称与实际的类别等，并对药物的药效加以扩充。尤其是对药物的附方，李时珍大多取自经史百家。

本草自身就是历代医药学家和劳动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知识和经验的结晶。只有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去充实和更新本草的内容，才会真正促进本草学的发展。

李时珍曾亲自到过很多地方，并常常深入到穷乡僻壤、荒山湖畔进行实地考察，访问了各行各业的人，因而搜集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实践出真知，李时珍在阅读古人的“本草”书时，发现各家本草书对□、莼、□、萍蓬草的区别并不确切。李时珍知道，这是古人没有仔细去分析，只凭着字面的意思去猜想的。李时珍对此进行了认真考察，他说：□又叫田字草，或回叶草，“叶浮于水面，根连在水底。叶面为青而背后为紫色，有细纹。四叶相合，中间为一十字”。而“叶位为一二寸，有一缺口，形状像马蹄形”，这是莼。而□则像莼，但是稍微尖一点长一点。萍蓬草则是“叶径为四五寸，像小荷叶，但叶为黄色，果实像小粽子一样”。李时珍将它们各自的形态、功用都进行了描述。他以满意的心情说：“如此分别，自然就明白了。”李时珍仔细地品尝各种药的味道，对于药，有些只有亲自品尝才能对它有真正的了解。如繁缕，即鹅肠草，并不是鸡肠草，两者非常相似，但鹅肠草味甘，茎中是空的，花为白色；而鸡肠草味道稍苦，咀嚼时口水较滑，茎中没有缕，叶的颜色微带紫色，花也是紫色的，用咀嚼品尝的办法最容易区别。即使对于传言有毒的药，李时珍也要谨慎地去试一试，如蛇莓，传言会毒死人，但是李时珍用后发现并没有毒。李时珍反对臆断药味而侈谈本草，不经过实践会造成很多错误的判断。

为了了解药物的各种性质，李时珍还亲自栽种了大量的药物和一些农家谷类菜类植物，对前人的许多错误加以纠正。

李时珍亲自炼制了许多药品，如对樟脑进行炼制。李时珍用两个碗将一两重的樟脑合盖住，用湿纸将边缘封上，用火烧烤。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取出，等冷却后就可以用了。这是一般的方法。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用一些黄连、薄荷、白芷、细辛、荆芥、密蒙茌、当归等，将樟脑与这些药一起放在一个新的大土碗中，放上一些水，再用另一只碗盖上，并将口糊好，用火煨之。等水干了后取出来，樟脑就出来了。这一种方法就是现在所说的“升华法”。对其他的，如轻粉、粉霜、银朱、密陀僧、玄明粉、阿胶等，李时珍都曾经亲自进行过炼制，并给予了详细的记载，所有的炼制，他都是亲自操作和记录。有一次，李时珍读陶弘景的书时，发现上面写着：穿山甲能水陆两栖，白天到岸上装死，张开鳞片引诱蚂蚁爬进去，然后闭上鳞，潜入水中，再张开甲让蚂蚁浮出，进行吞食。李时珍很想证实一下这种说法，就跟几个樵夫猎人到山里去。他们捉住了一只穿山甲。这是一种头小，嘴尖，全身覆盖着鳞片的动物，四肢短小，指甲尖利，善于搔地寻食和掘洞穴居。他们对穿山甲进行了解剖，从它特别大的胃里剖出了一升蚂蚁，证明穿山甲确实是食蚁动物。但是，进一步观察，李时珍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用鳞甲诱蚁，入水吞食。陶弘景的这一错误得到了纠正。

蕲州的山野，到处长满了曼陀罗花。历代“本草”书都没有关于这种植物的记载。李时珍听当地老乡说，曼陀罗花的子用酒吞服后，会使人发笑，这引起他的注意，经过试验，李时珍发现了曼陀罗花具有麻醉作用。他后来在书中写道：８月间采曼陀罗花，阴干碾成粉末，用热酒给病人调服３钱，一会儿便昏昏如醉然后施行艾灸或外科手术，就不会感到痛苦了。这发展了曼陀罗花在针灸、外科手术方面的运用。李时珍亲自施行过这种药做手术。当时史书记载汉代的华佗进行外科手术时，使用了麻醉药“麻沸散”，但“麻沸散”的具体成分和配方并没有任何记载。通过实验，李时珍认为“麻沸散”的主要成分就是曼陀罗花的子。现代药物学已证明，曼陀罗花确实是中药麻醉的主要药物。

深入到实物的实际中，是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李时珍为了考察药物，常常亲自历经其境，实地采访，高山大海，所向无阻，他曾亲临工矿，考察矿物。如石炭，是李时珍在“本草”类书中首次记载的药物。李时珍说：“石炭在南北各地不同山上产量丰富，古代人不用它，所以知道的较少。现在人们用来生火做饭，煅炼铁石。百姓都开山挖穴，到十几丈深的地方才能挖到石炭。”并总结出“人一旦中了煤气，会昏迷以至死亡，只有喝冷水，才能解救”。它在“本草纲目”中作了我国有关煤气中毒的最早记载。

深入到铅矿采挖现场，李时珍看到铅生在山穴和巨石间，矿工挟着油灯，在洞穴中深入数里，随着矿脉的上下曲折来取得，铅矿中的气体对人体有毒，如果在铅矿中连续几个月不出来，就会皮肤萎黄，腹胀不能进食，大多数会导致疾病而死亡。他详细描述了铅中毒的症状。

为了考察海产药物，李时珍还到过沿海各地；为了弄清卤碱，李时珍亲临卤地，在山西的平原和太谷、榆次的高地，在秋天都有卤碱，远望如水，近看如积雪。李时珍看到百姓将它刮下来熬成盐，稍微有苍黄色的就是卤盐。

李时珍深入各地，在群众智慧的海洋里，不断地获得真知，他广泛收集在民间流传的医药经验，并将之记入《本草纲目》之中，使之登上了“大雅之堂”，千古流传。如民间流传的“七叶一枝花，深山是我家，痈疽若遇者，一似手拈拿”，说明了蚤体即七叶一枝花的解毒功效。

在１５６５年以后，李时珍作过多次旅行，持续达数年之久，采药范围遍及大江南北。除了湖广地区外，他还到过江西、南直隶（现在江苏、安徽）的好多地方。

李时珍在均州（现在湖北省均县）太和山（即武当山）的一段长时间旅行，收获极大。

太和山是一座未经樵采的深山。山上草木茂盛，古木参天。这里遍地都是药材，是一个天然药库。李时珍在这里流连忘返。白天，他奔波在危岩耸壁之间，挖掘药物。晚上，就寄宿在猎户的小屋里，与他们谈论太和山里药材的情况，或得到一两个治病的单方。

在这里，他把自己熟悉的药用植物和矿物重新对照，反复研究，进行辨认。同时，也找到不少从未见到过的药物，如九仙子、朱砂根、隔山消、榔梅等，为研究这些药物的药性，提供了实物标本。

关于榔梅，李时珍还有这样一段经历。

榔梅产于太和山亚龙宫北面的一个山头上。它的树干看上去是榔榆木，果实像梅子。榔梅很可能是古代人民培育的一种变了形的榆树果子。但是，五龙宫的道士为了讨好当时的皇帝，每年都要采摘回来用蜜汁腌好，作为贡品献上去。他们献媚说：这是“仙果”吃了会“长生不老”。并且编造了一个神话，说什么这是神仙贞武修炼时把梅树插在榆树上接活的，以附会“会果”的谬说。当地官府下了禁令，不许其他人去采摘。

李时珍自然不相信这些骗人的鬼话，他要亲自尝尝榔梅的滋味，研究它的真实价值。他在深更半夜，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山头上采摘了一枚，加以研究，揭穿了这种“仙果”的秘密。在笔记本上，李时珍记下了他的感受：榔梅只不过可以生津止渴，并没有什么特别神奇之处。

李时珍对在各地的所见所闻，都认真地记录下来。李时珍采访渔民，记录□鱼的生活习性和捕猎方法，说“渔人以小钩近于沉而取之，……船即随着□鱼航行几天后，等到□鱼困惫之后，才敢将它打捞上来”。他采访猎人，知道麋和鹿二者的区别，但当时的猎人一般不加区分，往往认麋为鹿。采访村民，记载了黄鼠的生活环境和食性，并和村民们一起用水灌黄鼠的洞穴而捕捉黄鼠。他采访捕蛇者，详细记述了蕲蛇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捕猎方法及加工炮炙等。其他如苦荞麦、立蜀黍、刀豆、丝爬之类药物的记述，都是从人民群众中采访记载下来的。

李时珍和他助手的足迹，踏遍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河北、山东、福建、广东等无数的山山水水。他穷八荒之极，探仙麓之华，穿村越野，附葛攀岩、餐风露宿，历尽艰辛，考查了大量的动植物，采访了大量的单方验方，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旅行采访中，他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凡是他所怀疑的问题，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弄个水落石出。对远志和狗脊，通过调查采访，他弄清了这些药物。远志有大叶、小叶两种，陶弘景讲的是小叶，马志渊认为是大叶，两个在“本草”书中的描述合在一起就全面了。关于狗脊，一种是黑色，像狗脊骨，一种有金黄毛，像狗形。苏颂在“本草”书中的说法是对的，而吴普和陶弘景都弄错了。李时珍还找出了他们错误的来源，原来吴普和陶弘景都是抄录了张华的《博物志》。

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大量运用了亲身服药的体验。他亲自服药，很多带有实验性，最能说明问题。如对胡椒、生姜、茗（即茶）等，既有亲自体验，又加以详论性的记载。同时，还描述了自己患病时用药治愈的事情。

李时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医师，他的许多临床经验都编辑在《本草纲目》中，有些是他特意进行的试验性治疗，如他记载了一个下痢的药方：“治大人和小孩下痢并且吃一点东西就吐的病，用白蜡、鸡蛋黄、石蜜、苦酒、发灰、黄连末各半。先煎蜜、蜡、苦酒、鸡子四味药，再将黄连、发灰拌入熬成药丸。用两天服尽，神效无比。这种药方用后，经过多次试验都很成功。”

对于家传医药经验，李时珍进行了继承和整理，载入了著作。而对民间的用药治验，只要是行之有效的药方，不管是什么人的，李时珍都着意采访，认真记录下来，在他的《本草纲目》中有详细的描述。如有一天，李时珍看见有一个老婆婆在村里用水杨枝的叶煎汤洗浴帮助痘疹透发，李时珍马上走去向老婆婆询问她所用的方法，然后再自己亲自实验，果然百发百中。于是将这种方法记录下来了。李时珍有一邻居家的小孩，因为积食而全身黄肿，腹胀如鼓。有一次在羊□树下，偶然吃了很多羊□。回家后吐出了大量的痰水，而他的病也因此好了。这样一件不被常人介意的小事，李时珍也推究它的道理，发现羊□与山楂属于同类，有化积消肿的功效。李时珍马上将这记入了他的大作之中，真是做到了有验方就书写。

李时珍亲自进行了药物的炮炙。他常常跟老药工一起，依据药物临床使用的疗效，试验改进了许多药物的炮炙方法。

以前，他在炮炙巴戟天时，是按古书上的方法进行的。先用枸杞子汤浸了一宿。等到浸软后，捞出来用酒再浸半天；再捞出来，同菊花一起熬成焦黄色；去掉菊花，用布擦干，然后用于临床治疗。他有些怀疑，这样繁杂的工序，对医疗治病是否有必要？后来，他试验着减去其他的工序，仅仅用酒浸泡它一晚上，就锉焙入药，实际使用证明效果完全一样。有一次，他碰上了一个急症，要用巴戟天，一时找不到成药，就用温水把它泡软，去掉心子，给病人服用了，疗效也并没有什么区别。通过这些实际经验，李时珍认识到，古法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他还根据中医理论和黄连的药性、效用，提出了分别炮炙的方法，改革了古法。黄连是沿“火”的药物，但人们生病有“虚火”、“实火”的不同，炮炙的方法也应不同。他的方法是，有的病，黄连可以生用，有的病，则要用胆汁浸炒后使用，还有的病要用醋炒、酒炒、姜汁炒、盐水、朴硝炒后使用，才可以取得良好的疗效。这一整套过程，成了我国炮炙黄连疗之有效的传统方法。

李时珍就是这样，搜罗百氏，访采四方。一方面囊括前代学者之本草成果，将古代有关著作分门别类，融入本草，集思广益，推陈出新，获得了惊人的成就。另一方面注意实践，遍询土俗，远穷僻壤，收集有关民谣谚语、俚语方言，以及各行各业劳动人民的亲身体验和实践经验，扩充和更新了本草内容，进行实事求是、艰苦卓绝的探索，为扩充本草内容立下了丰功伟绩。

五、反对迷信

历代的本草知识，都是从防治疾病的社会实践中总结而来的，因此，其内容受社会历史影响，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尤其与整理者的主观因素有关。受社会历史的影响，各家本草书都不免掺杂了一些封建迷信，存在着疑惑错误。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科学与迷信的不断斗争，人们总是倾向于真理的一边。李时珍从实践出发去编写本草书，必然要同封建的方士及其追随者进行斗争。李时珍批邪斥妄，破除迷信主要是针对方士之流及社会上迷信邪说窜入本草的部分内容。所谓方士，指古代采奇药、炼仙丹以研求长生不死的方术之士。

秦汉时期，方士盛行，他们迎合上层统治者祈求长生不死的心理，危言耸听，说用金石炼丹，服用后可以长生，蛊惑人心，大倡其说。从秦始皇派使者到蓬莱仙岛求长生不死之药后，历代帝王中亲自祈道求仙者不乏其人，以致上行下效，一些名门贵族，穷奢极欲，为了求得长生不死，用尽了各种办法和手段，服用金石求仙。在李时珍的时代，由于嘉靖皇帝竭力崇信道教，拜奉天师，方士之流日益得势，推波助澜，终日讲仙论道，烧丹之处彼彼皆是。一时间炼丹的烟火遍布全国。

从１５４３年以后，嘉靖皇帝甚至连朝政也不问了，成年累月地沉溺在炼金丹、当神仙的迷梦之中，为的是永远做皇帝。

嘉靖听信方士的话，把当过黄梅县吏的方士陶仲文封做什么“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真人”是道教迷信中所描绘的仙人。此外，嘉靖还赏给陶仲文一大串高级的爵位和官衔。许多方士都做上了大小官吏。嘉靖想借此来压制人民的反对和部分朝臣的不满。

方士的活动非常猖獗。他们怂恿嘉靖学汉武帝的做法，在宫廷里设立坛醮和炼金所。逼令各地进贡更多的钱财、珍奇药物和土特产，支持其耗费巨大的祈祷和炼丹活动。

例如，在湖广一带得进贡大量的木材，江西景德镇要供应无数的瓷器。沉重的负担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许多穷苦家庭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真正是“劳民伤财”。

蕲州物产富庶，皇族荆王府在此，炼丹设坛非常火热。方士们首先修整扩建瓦硝坝附近的东岳庙和玄妙观，由荆王府朱厚□、朱厚□等主持，给皇帝祈祷。李时珍父子设在玄妙观的诊疗所被迫从观里迁了出来。方士们强迫当地人民采集灵芝和捕捉梅花鹿献给皇帝助炼“仙药”。由于要求苛刻，不易寻找，劳动人民疲于奔命。玄妙观的道士依仗州官的权势，乘着轿子，带着爪牙，四乡催逼，乘机勒索，人民苦不堪言。在这种风气之下，许多医生投合时好，追随方士，整天谈论的尽是什么“灵芝白鹤”、“天仙地仙”。荒诞迷信的邪说，侵蚀了医学的领域。许多人相信方术的胡说八道，也服食起仙丹来。这种方术，反映在本草中，许多学者错误地附和了长生不死的观点，过分地夸大甚至歪曲某些药物，尤其是金石类药物的功效，将方士之流的荒诞怪论引进了本草。

历史上的神奇鬼怪之说，不仅仅是方术，像巫术、占卜等，从古时起就有，装神弄鬼，加上一些神话的渲染，很多人的盲目追从，无奇不有。一些捕风捉影的事，经过以讹传讹，整理本草的人不认真考察，相互转载，就被人们所接受了。这些本草中的残渣余滓，严重地影响了本草的质量，影响极坏，误人匪浅。

李时珍作为一个严肃认真的自然科学家，面对违反科学的社会风气和习惯势力，目睹本草学中泛滥的荒唐怪论，鱼目混珠，正邪莫辨，他不能不起来反对这些违反常识和真理的荒诞妄说，以及劳民伤财的恶劣行径。他勇敢地进行了斗争。虽然那时他已是荆楚的名医，说的话也有一定的影响，但由于方士背后有皇帝撑腰，他的斗争得冒着极大的危险。

李时珍同方士的斗争主要是用事实来无情地揭露有关炼丹术的胡言乱语。他以广博的药物知识，精湛的医药理论，丰富的实际考察经验，说理证实，道古论今，将本草学中的方士之言和社会上流行的炼丹术，进行辩驳。

灵芝，历来被方术吹得神乎其神，皇帝点名要它，多少劳动人民因为它被逼得走投无路。李时珍实事求是地指出：灵芝不过是一种可以吃的菌类，它是由“腐朽余气”生出来的，没有什么神奇的。可笑从古到今都把它当作“瑞草”。说是吃了灵芝可以当神仙，实在荒唐无稽。

李时珍对方士炼丹服食长生的谎言深恶痛绝，认为揭露和抨击服食丹砂、水银的害处，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有的人受方术的影响极深，对李时珍的话半信半疑，李时珍一针见血地指出：水银含在丹砂里面，是极其有毒的东西。人一旦吞食下去，就会“入骨钻筋，绝阳蚀脑”，自取灭亡。

他引用许多古代前人的例子，来说明服食丹药的危害。他说：“宋朝学者沈括的一个表兄，误将一块丹砂当成丸药吞下，过后就糊里糊涂不省人事，一夜就死去了。还有，唐朝的一个官僚，相信了方士的邪说，服食了他的丹砂，结果便血，４年后死去。

他说：“古代不知有多少求长生不死的人服用丹砂，以致废笃，糊里糊涂送了性命。”

李时珍对于这种服食丹砂的行为，反复地加以批驳。他引述宋代医家寇宗的话说：人的躯体是血肉生成的，靠吃水谷得到营养。不吃五谷杂粮、蔬菜水果，而吃非但肠胃不能消化，反而毒害人体的丹砂水银，怎么不自找死路呢？这叫想长生，反而死得更快，真是可鄙可悲。

方士们还制造了形形色色的奇谈怪论。说什么用猪油喂赤斑蜘蛛，再用蜘蛛涂脚板，可以在水上行走；用蜘蛛合药吃，可以住在水中，等等。这种荒诞的说法，只要用实验去证明，就不攻自破。

有些顽固的医生，拼命反对李时珍的批判。他们不但举出了像《抱朴子》、《雷公炮炙论》等丹书来狡辩，甚至从《证类本草》等医书中找出一些不科学的说法为方士辩护。

李时珍理直气壮地指出，丹书讲的某些炼丹法，去掉迷信部分，可以炼制治病的药物，但不等于说那些不合情理的谬说都成了真理。《抱朴子》宣传“食黄金就能成神仙”，谁见过这样的神仙？至于医书中夹杂一些迷信说法，也是不足为怪的。前人不会懂得所有东西，他们有的转抄别人，不加分析，造成了错误。此外，有的医生受了方士影响，相信炼丹服丹那一套，甚至本人就是方士，他们的迷信思想，必然会反映到著作中来。作为一个医生，不应该拿他们的错误作根据，相反应该加以批驳，以免贻误后人。方士们骗人骗己，固然不足为训，作为治病救人的医书药典和医生，怎么能信口开河呢！在古代封建社会中，许多良方不免蒙上一层荒诞无稽的迷信色彩。或者借口鬼使神差，或者说是梦授仙传，致使一些治疗疾病的良方半真半假，玉石难分。李时珍对此实事求是地予以科学分析，剥去其封建迷信的外衣，保留其科学的内容，表明了它的实用价值，并从医学上予以合理解释，阐明了治病的道理，使所谓的仙方神药变为切合病情的良方妙药，在书中记录下来，广泛流传。

如古书中记载一则药方。说：张甲和司徒蔡谟是亲戚，蔡谟有一天在白天梦见张甲对他说：“我忽然得了暴病，心腹疼痛，腹部胀满也吐不出来，这种病叫做霍乱，只有用蜘蛛，将蜘蛛的脚去掉后吞服才能治好。但人们不知道，我因为死去才知道的。”蔡谟醒后，让人去打探张甲的情况，发现张甲果然已经死了。后来，蔡谟用这种方法治疗霍乱，果然非常灵验。

对于这样一则离奇古怪的小故事，李时珍作了中肯的分析，他说：“这则故事虽然离奇，但是合符唐注治疗霍乱的说法，其药方是正确的。因为吞食蜘蛛后，能使人肠胃畅通。而鬼魂托梦的事，纯属无稽之谈，不堪一驳。”

李时珍虽然不相信鬼魂之事，但在这神鬼梦授的药方中，沙里淘金，凿石取金，求得治病的良方。

对于传闻中所说的石芝，李时珍经过考察之后，得出结论说：“这种所谓神仙的药，虽然这种事情很悬乎，但是对于石芝，是存在的，石芝就是石桂芝。”李时珍就是这样，详细考察各种药方，去伪存真，变仙方为验方，化子虚为实用，既批判了宗教神学的谬论，又丰富和发展了医药学知识。

李时珍力辟各种讹传怪论，对于历代本草中流传的荒诞不经的奇谈怪论，一针见血地直斥其非，使后人知所取舍，不致盲从。

药王孙思邈说：“黄帝书上写道，在丙午日不要吃鸡、雉肉，如不然，丈夫会被烧死或者双目失明，女人则会有灾祸。如果将野鸡肉和家鸡一起吃，会变成僵尸，鬼魂缠身。”而陶弘景说：“雉不属于表，是离禽。在丙午日不能吃。”

李时珍针锋相对地驳斥了上述谬谈，他说：“有一个鄙人，假借黄帝书，说丙午日不可食鸡、雉，否则会成僵尸，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谬论，而陶弘景也附和这种说法，孙思邈也采用这种奇谈，这都是错误的。”

陈藏器讲了一个故事，说：“人到巢中取鹳子，在６０里范围内就有大旱，因为鹳子能将雨水驱走。在鹳子的巢中是用泥来作池，中间有很多水，在水中养了鱼和蛇，来哺育幼鹳。鹳在孵卵时怕冷，取石头围起来，挡住寒气。”李时珍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据理反驳说：“天地之大，区区的一只小鸟怎么会影响到天降大雨而使土地干旱呢？关于作池、取石的说法，都出自陆玑的诗、张华的博物志中，这种说法愚不可及。”

对于医学中的一些不正确的甚至荒唐野蛮的说法，李时珍亦予以批驳。李时珍痛斥方士们将人的骨肉、胆、血作为药的作法，说这是无人性的强盗行径。

李时珍在痛斥方术迷信的同时，也吸取了一些方术中的有用方法来为治病服务。

１５６７年，嘉靖皇帝服用“金丹”之后自食恶果，命丧黄泉。明穆宗继位当皇帝后，一反嘉靖的做法，废除坛醮，撤毁炼金场所，严惩方士，将个人的愤怒发泄在方士身上。这也是骗人害人的必然结果。

方士们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炼丹术却有它可以被药物学所利用的一面，它是近代化学的萌芽。然而，有些人却因为方士迷信活动的破产而不敢研讨利用炼丹术来制造药物的方法了，有的人甚至连雄黄治什么病都不敢提。

李时珍坚持真理，反对这种不好的风气。他继续研究能治病的丹药制取方法。

他研究了用水银合猪油来治疗某些皮肤病的方法，他说：“水银的确不能吞服，但治病的功用也是不可抹煞的。”李时珍主张炼丹术为医药学服务，他批判地研究了《抱朴子》之类的炼丹书，摘录了大量材料亲自进行了试验。既批判了方士们的谬说，又学会了许多炼制化学药物的方法。他研究和肯定了铅、汞、密陀僧等一二十种化学药物的医疗价值。

李时珍就是用科学的态度来反对迷信，同时又利用了迷信中有用的成分来为科学服务的。这充分体现了李时珍在医学科学领域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精神。

六、旷世杰作

李时珍不像某些民间医生那样只用一些草药偏方为患者治病，对“医”“药”之理知之不深；也不像某些名医，只偏重于医学理论上的探讨，一般地等别人研究出“药”来以后予以采用。李时珍则是集“医”“药”于一身，他首先精通医理医术，并有非常丰富的诊断与用药方面的实际经验，在这个基础上，他就能把药理与医理紧密结合起来，相形得益，从而辨别真伪，发掘新意，为后世留下了千古不朽的药书——《本草纲目》以及其他的药著和医著。

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他大致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深入民间采访，广摘厚收，二是参考历代本草著作，加以整理修订。但不论哪个方面，他都与实践结合起来，到实践中去辨别，到实践中去验证，因此，他不仅对某一单味药的形状、性质及其特征等作出了准确的描述、阐释，更是在继承传统中创立了一个药物学的新体系，是本草学发展的光辉里程碑。就药物的分类来说，“本草纲目”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以纲带目，纲举目张”，它贯之于全书的有三个纲目系统，即（一）以部为纲，以类为目；（二）以类为纲，以药为目；（三）以药为纲，以项为目李时珍就是这样地以其渊博的知识，严谨的作风，哲人的思想对１８９２种药物进行了分类排列，归纳整理；对每味药物的产地、性状、主治、修治方法等作了深刻的阐述，从而形成了自己艰辛架构的科学体系。

首先李时珍把１８９２种药划分为１６部，其名称和顺序是：①水，②火，③土，④金石，⑤草，⑥谷，⑦菜，⑧果，⑨木，！１０＃服器，！１１＃虫，！１２＃鳞，！１３＃介，！１４＃禽，！１５＃兽，！１６＃人。这种分类方法的优点首先在于暗中贯彻了三大部类的分类原则。先分有机物和无机物，有机物中又分植物与动物。无机界有水、火、土、金石４部；植物界有草、谷、菜、果、木、服器（植物制品）６部；动物界有虫、鳞、介、禽、兽，最后列人部，共６部。这种分类原则有深刻的哲学思想作指导。从《本草纲目凡例》中所阐述的指导思想看得出，书中说：“首以水、火，次之以土，水火为万物之先，土为万物之母也。次之以金、石，从土也。次之以草、谷、菜、果、木，从微至巨也。次之以服器，从草、本也。次之以虫、鳞、介、禽、兽、终之以人，从贱至贵也。”

金元以来医学界五行等水火的基本观点，在无机物中以水、火排列在先，而不先以玉石。水火对维持生命最为重要，其次是土，人和万物生长都靠土。金石出于土中，所以应列在最后。

在植物中，草、谷、菜属本草，果、木属木本，说明先有低级植物，后有高级植物，即“从微至巨”。服器属于草木制品，所以应归于后。

在动物中，由虫到兽，从无脊椎到有脊椎，由低级动物到高级动物。人居最后，从生物学上看是最高等的动物，此即“从贱至贵的原则”。实质上这种排列次序包含着生物进化论思想因素。

１６部分类，只是一个大纲。每一类仍过于庞杂，例如草部共有４３９种。李时珍进而创立６０类分类法，每部之下，再细分若干类，使纲目更加清晰，易于掌握。

６０类的名称和它所属的部如下：①水部——天水、地水２类②火部——火类１类③土部——土类１类④金石部——金、玉、石、卤石４类⑤草部——山草、芳草、□草、水草、毒草、石草、蔓草、苔草、杂草、有名未用１０类⑥谷部——麻麦稻、稷粟、菽豆、造酿（指谷物制品）４类⑦菜部——荤辛、柔滑、□菜、水菜、芝栭５类⑧果部——五果、山果、夷果、味果、□果、水果６类⑨木部——香木、乔木、灌木、寓木、苞木、杂木６类⑩服器部——服帛、器物２类⑾虫部——卵生、化生、湿生３类⑿鳞部——龙类、蛇类、鱼类、无鳞鱼类４类⒀介部——龟氅类、蚌蛤类２类⒁禽部——水禽、原禽、林禽、山禽４类⒂兽部——畜类、兽类、鼠类、寓类、怪类５类⒃人部——人类１类有了６０类的划分，人们对药物类别的了解更进一层。草部类按草的生长环境划分的有山草、□草、水草、石草；按气味、毒性划分的有芳草；蔓草是按形态划分的。果部的有按生长环境划分的山果、水果；按性质划分的□果。木部的有按形态划分的乔木、灌木、苞木；按气味划分的香木。禽部按栖息环境划分的有山禽、水禽、原禽、林禽。兽部的畜与兽，按家养与野生划分。

按照６０类的划分，知道药物的名称，就大致可了解其所属部类；掌握了部类，也易于检索药物。

李时珍按照“析族区类”的分类原则，在类之下，还分有若干族。为了避免繁琐，书中没有标明族的名称。在植物类药物中，这种族的归纳容易为人所觉察。亲缘关系相近的植物往往排列在一起。例如草部芳草类：廉姜、山姜、豆蔻、姜黄、郁金等属姜科植物；草部芳草类：菊、野菊、艾、千年艾、青蒿、白蒿、黄花蒿等都是菊科植物。《本草纲目》中植物药居多，其中草部８类，谷部３类，菜部５类，果部６类，木部５类。５部共计２７类（杂草、有名未用、造酿、杂木４类未计入）。其植物分类法，比西方植物分类鼻祖林奈１７５５年创立的两类２４纲（显花植物、隐花植物两大类，显花植物中分单雄蕊、双雄蕊、三雄蕊等２３纲）分类方法，要早１００多年。

将１８９２种药物分入６０类，这是一项十分复杂而细致的工作。立部、立类，在分类学上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创造，因为它是对前人药物分类思想的巨大突破。《本草纲目》废除三品分类法，建立１６部６０类分类法，纲举目张，全书结构井然有序，使中药分类学面貌一新。以往分类法中，药物归类，存在不少严重缺点。比如说：有的将一味药分几处解释，有的将两种或几种药放在一起作为一种描述。有的将木部归于草部，而有的将虫部归于木部，还有的水、土放在一处，虫鱼混杂在一处。那种归类法，不仅造成药物的名称在书中难于查找，而且容易造成对药物性味、主治的错误判断，检索起来就更难了。

李时珍的儿子李建元列举了以往本草著作在药物归类上的许多错误，比如：槟榔、龙眼本是果部而列入木部等。对这些错误李时珍详加调查、比较，反复研究，一一作了纠正。虽然《本草纲目》也难免存在以正为误之处，如南星与虎掌，本非一物而视为一物；独活与羌活，本不同种而视为同种异产，但它比起先前的本草著作，却更加接近现代的科学认识。李时珍对药物论述的方法，有着自己的基本结构，同以往本草著作不同。每药标一总名，就是立一大纲，下面分某些项目，逐项论述。各种药名下所列的项目有的５项有的７项，从全书看来基本上有８个项目，说明李时珍是从８个方面对药物进行分析的。释名——解释药物命名的由来，指出除了总名外，还有不少别的名称。同一药物往往有多种名称，如不列清楚，极容易发生错误。如茈胡即柴胡，又名地重、芸蒿、山菜、茹草。

修治——在论述该药采集的季节、炮制的方法，特别同一药物将有不同的气味，主治归经也有区别，这是因为有不同的修治方式。

气味——论述药物的四气（寒、热、温、凉）、五味（辛、酸、甘、苦、咸）、有毒无毒的性质区别，以及经过炮制后引起的气味变化。

主治——论述药物的功效，列举出其可能主治的各种疾病。区分内服、外用，论其或补或泻，或调气或散热等等。其中有李时珍亲身的体会也总结有前人的经验。

集解——列举诸家本草关于药物的详细说明，写明出产的地域、药物的形状，同类似药物的形态上的区别，采收的季节和方法等。在这些论述中，李时珍常常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不盲从前人。

发明——对药物主治功效的具体阐发，为给人以深刻印象，帮助人们对药物的功效有透彻的了解，往往列举生动的医案或医治。李时珍在这一项目中，经常谈到对前人的经验，及自己的切身体会，也往往加以独到的评论。常在“发明”和“集解”这两项中阐发出他的哲学思想、无神论思想、科学方法论。

辨疑、正误——辨析前人论断的可疑之处，纠正前人某些错误。全书所列“正误”有７０余条，李时珍坚持科学态度，毫不含糊。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或地理环境的影响，人们对药物的了解、认识，难免产生种种误解。关于某种药物的名称、品类、形态、气味、主治的论述，单从各种本草文献上考察，往往互有矛盾，错误是相比较而发现的。李时珍既广泛考察诸家本草的论述，又深入进行实物考察，以临床经验和亲身尝试为依据，校订旧说，去伪存真，发表自己的科学论断。但《本草纲目》也难免有误，如番木鳖有剧毒，误记为“苦寒无毒”。

附方——结合药物的主治范围，列举他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全部方剂。有经方、时方，大量的是单方、验方，大大增强了《本草纲目》的实用价值。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凡例》中阐明自己设立８个栏目，其指导思想是，各种药品，首先要有个名称，一个正确的名称。其次是集中解释，说出它的产地、形状，如何能采集到，再以辨疑，纠正其错误之处。然后说明如何炮制。再说出它的“气味”，说明它的属性。次予以“主治”，它主要能治何病，有何功效。再以“发明”，发现还能用于治何病，最后“附方”写出药方，说明它的用处。

李时珍选作范本的《证类本草》，载药１７４６种，其中有的一药两名，有的有名未用。去其重复与未用者，两相比较，《本草纲目》实际比《证类本草》新增药物３７４种。金石部增加２６种，草部增加８６种，果部增加３４种，虫部增加２６种，鳞部增加２８种，其他各部所增数种或十多种。这些新增加药物，有的考自历代本草中有其名未列专条论述者；有的直接从民间收集而来。李时珍所增加的药物，有一些已成为今天的常用药，如土茯苓、淡竹叶、丝瓜、三七、番红花、樟脑、白腊、曼陀罗花、九仙子等。他对这３００多种新药的研究论述，有首创之功。

李时珍有丰富的医药实践经验；同时善于作理论分析和探讨。《本草纲目》不少地方对药性理论有重要发展。李时珍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对古代名家在药性论断上的矛盾，详加分析订正；对有些药物的气味，前人未加论述者，作了弥补；对有些药物的功效，根据新经验作了新规定。特别发展了药物归经理论，用自己的临床经验，确定或补充了药物在六经中所归之经，并重视属气、属血之区分。还总结药性升降浮沉的变化规律，强调人们可以通过改变药物的升降浮沉之性，以适应临床需要。李时珍对药性的充实与发展，大大提高了本草著作的临床指导作用。

《百病主治药》是一部独立的医学著作，前代医家曾有研究，李时珍加以扩充完善，列为《本草纲目》第三、四卷的内容。李时珍所以将这一部分编在《本草纲目》正文的前面，主要是为了促进医药结合。《百病主治药》同样运用纲目结合的原则，主病症为纲，列主治药物为目。共立１１３项病症，包括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五官科等；每项病症下面列举数种以至数十种主治药物，以供医家临床选用，按病查药，一目了然。可供研究，可应急需，科学性与实用性紧密结合。它同《本草纲目》的体系相为表里。《本草纲目》的论述方法是就药论经，以药为纲；《百病主治药》的记述方法是就病症论药，以病症为纲。二者结合，就药论治，按症寻药，确实是一部非常完整的医药著作。

李时珍结合本草研究方剂，每味药物之后，特辟“附方”一栏。《本草纲目》较之《证类本草》，新增了单方、验方８０００多个。李时珍在访药过程中，同时注意采方。他走到哪问到哪，渔夫、车夫、猎夫、村野老妪，收集他们所知道的单方、验方。传说他给穷苦人治病时，可以不收钱，患者如果向他提供一二个单方，就认为是最好的报酬。李时珍编成一部方书叫做《濒湖集简方》，就是将他所收集到的药方汇集在一起的。不幸的是，此书已失传，但《本草纲目》“附方”一栏，可以说将其内容基本上保留下来了。《本草纲目》共附１１０００多方，比附有３０００多方的《证类本草》超出两倍以上。其中包括的方剂可大体分为４类：一是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代经典方书中所载的“经方”；二是金、元以后流行方书中所载的“时方”；三是更多地广泛流传民间、治疗某种疾病的常用“单方”；四是临床应用有特效的“验方”，乃至民间祖传“秘方”。李时珍出身平民，与各方面群众有广泛联系，能征集到民间大量单方、验方，将其集中起来写成书。所以《濒湖集简方》的一大特色是以单方为最多，经方、附方所占比例极小。书中所列的１万多个药方，可说是我国劳动人民数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经验的结晶。此书作为１６世纪以前医方的巨大成效，具有极大实用价值，有些方剂至今仍是制造各种中成药的根据。

历代名医，不一定都是本草学家；著名的本草学家，大都是名医。李时珍首先精通医术，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后用更大精力从事本草研究，处处结合论述医理来阐述药物特性，并通过大量医案、医话阐发医学奥秘。李时珍在编撰《本草纲目》的同时，还劳心苦思，写成了６部医学著作。关于脉学的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脉诀考证》；关于三焦、命门理论的有《三焦客难》、《命门考》；还有关于临床医疗经验的《濒湖医案》。现只存前面３部著作，后面３部著作虽已失传，但其部分内容可从《本草纲目》中考知。《本草纲目》所包含的医学思想，虽不像药物学那样容易为人掌握，但它包含的医学理论却是十分深刻的。李时珍还特地编纂《序例》两卷，冠于全书，就是让人们在研究药物学时具备必要的医学知识。《序例》的内容，可以从两个方面研究。从本草学方面来说，它引导人们研究药物的采集、修治方法，了解药物的性味、归经，及如何改变药性方法，注意相反诸药，及各种药物的禁忌等。从医学方面来讲，它引导人们紧密地结合药物的基本特性，正确地辨症施治；论述用药的基本理论。《序例》不少地方作了创造性发挥，但主要还是以简要地论述前人经验为主。总之，《序例》要求良医须是随症施药，知药论医得心应手的行家。《序例》从形式上看，它是摘取前人医药理论的精华，实际上却凝聚着李时珍医学心得结晶。

在世界医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切脉，此切脉法是我国传统中医学中的望、闻、问、切中之一，已有数千年历史，历代医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下了不少脉学专著。但脉学中存在不少颇有争论的问题。李时珍批判地继承历代医家的脉学思想，结合自己的临床实际经验，充实发展脉学理论体系，撰写脉学指南——《濒湖脉学》。

脉学发端于《黄帝内经》。扁鹊被称为脉学之祖。从《脉经》问世到李时珍时代，经历千年发展曲折的道路。在理论体系上，没有大的突破。六朝时高阳生编写了《脉诀》，托名王叔和撰，因该书采用歌诀形式，易诵易记，书中虽错误很多，仍流行不衰。一直延续到李时珍的父亲在其所著《四诊发明》中，对《脉诀》的错误曾予以纠正，并对宋代崔紫虚（嘉彦）用四言诗写的《脉诀》（《崔氏歌诀》）加以修改。李时珍继承并发展他父亲的思想，写成二十七脉的《体状诗》、《相类诗》、《主病诗》和《分部诗》。

因《脉诀》书中错误很多，理论不清，初涉医学的人也不易了解，因此李时珍于公元１５６４年，在其父亲所著的《四诊发明》和前人所著的《脉经》基础上，编著了《濒湖脉学》，使长期以来医家的临床经验得以发展并加以总结。用新的科学内容去充实《脉经》，建立新的脉学体系，王叔和撰《脉经的旨趣》，主要是从难到简，把脉象归纳为２４脉。李时珍在濒湖脉学》中把脉象发展为２７种，李时珍并按对立统一原则，将相反相成的脉象，如浮与沉、迟与数、滑与涩、虚与实、长与短、洪与微、紧与缓，……排列连起，便于人们前后比较，仔细琢磨其间的区别与联系，继承前人脉学思想，突出浮、沉、迟、数四脉，更具有深刻用意。李时珍将原来２４脉发展为２７脉，其旨在于由简单而充实，发展已有的经验；进而从２７脉中突出浮、沉、迟、数四脉，则是以简单的言语说明道理，便于掌握纲领。这样就恰当地处理了博与约、繁与简的辩证关系。在脉象的分类上，李时珍也作了新的发展。《濒湖脉学》仍以阴阳类脉，又首创四分法，提高了脉学的实用价值和科学性。既有批判继承，又着重于新的创造。

为便于初学与记忆，《濒湖脉学》仍以诗歌韵体，易诵易记，科学内容，辅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受后人欢迎。全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其中脉理阐述精辟，言简意赅，为历代医家所喜欢。此书于１９２７年流传在国外，并被译成德文，１９２９年又刊行于莱比锡，风靡世界医苑。

公元１５７２年，李时珍研究奇经，写出《奇经八脉考》。他对于经络学的研究，也表现出超群卓越的才能。

祖国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全靠经络系统来交通脏腑、营卫、血气。经络之中，有正经，还有奇经。且详于“正”，而略于“奇”，当时人们都十分遵循精典古籍，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此，李时珍感到憾事。李时珍在研究脉学过程中，对奇经尤为留意，这是他的又一项开拓性科学研究。李时珍将散见于《内》、《难》等医典中关于奇经的论述作了深入研究，系统整理，对历代医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进行精心考辨，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作出详细论述，从而使人们对奇经有了完整系统的认识，发现奇经八脉在人体之生理、病理，以及辨症论治各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奇经八脉的名称是：任、督、冲、带、阳践、阳维。《奇经八脉考》，是李时珍总结整理出来的关于奇经的特殊切诊方法。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之后，绘有《气口九道脉图》，他认为奇经八脉，世上都无人知道，今绘此图的目的就是为世人揭开这千古之秘。

《濒湖脉学》根据临床经验，奇经八脉为主的病症，在此一一作了论述。《奇经八脉考》的撰写，是李时珍对祖国医学发展又一创造性贡献。

李时珍本来留下许多记录一生亲身实践经验成功的医案，并曾将此编撰为《濒湖医案》一书，只可惜早已失传。只有十多条医案保留在《本草纲目》一书中，每条医案都是理、法、方、药的具体运用，非常宝贵。每个医案，都有一个李时珍为他人治病的小故事。

一则医案记载：有一个患者十分喜欢喝酒，常常狂饮。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季节，有一天因去墓地哭祭母亲而受了些凉，生了病而且十分怕冷。每餐饭必须吃姜蒜，否则就不能下咽。发病的时候，从腰到胸口都胀痛，频繁地小便，想吃酸东西，出现吐水、腹泻、阳萎、昏厥等症状。服用了许多医生开的温脾、胜湿、滋补、消导等各种药，可都是时好时坏。于是找到李时珍。李时珍在古方的基础上加了些改变，终于治愈了此病。后来他在医案中记载：这是由于不注意调节饥饱劳逸，伤了体内元气，抑制了体内清阳之气的流通散发。他开出了“用升麻葛根汤合君子汤，加柴胡、苍术、黄芪煎服”的药方并让患者服了药后，喝一二杯酒。那人照此方服后，效果非常好。喝了药后，觉得清气上行，胸膈十分畅爽，手脚都暖和过来了，头脑清晰，眼睛明亮，精神焕发，各种病症都没了。每次一复发只要照此方服一剂药就好了，真是神了。要是减去升麻、葛根，或者不喝酒，药效就会差一些。这个医案从病情、病因、治疗、药物、功效记载十分完备，很明确，也便于后人参考。他还进一步从医理病理上加以分析，认为人大都到５０岁后，身体各机能减弱，清气减少。若有像前例病症并且很虚弱的，就宜用上方治疗。他从个别病例，总结出一般原理，更便于将局部经验，加以推广。

还有一医案：说的是荆穆的王妃胡氏，因为吃了荞麦，感到胃胀并且心痛，简直不可忍受。官医们用上吐、行气、化滞的各种药，都是喝了就吐，没什么效果。王妃３天大便不通。李时珍面对这么一个病人的病症，反复思索。最后用玄胡索末３钱，用温酒调好，让王妃喝下，过了一会儿，王妃大便通了，痛疼也止住了。终于以此单方将王妃的病治愈。李时珍还以这一临床经验，治愈另一垂危患者。有一位５０多岁的老者，患严重痢疾，腹痛厉害，已将垂死，家人已为他备好了棺木。李时珍也是用玄胡索末３钱，让其用米汤服下，患者痛疼立即减去一半，经调理很快就好了。李时珍分析玄胡索，能治气滞血滞，使人经脉血气相通，所以此药能治一身上下各种痛疼。他认为药中有许多奥妙，真是妙不可言。

又有记载李时珍用牵牛花治病的两件医案，也是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一个是说有一皇族宗室的夫人，已年近６０岁。一生苦于肠有结病，２０多天才大便一次，比生产还难。服用养血润燥药则像有泥阻肠，不畅快。若服用通便通利药则一点用也没有。如此３０多年了，真是痛苦不堪。经李时珍诊断后认为这位夫人体胖油脂多并且忧郁寡欢，每日都要吐出一碗的酸痰才舒服一些，体内火气旺盛。这是因为三焦之气多且阴滞。服用的一些药都不能通气，都被痰所阻碍，所以没效。李时珍就用牵牛末皂荚膏丸给她服用，很快大便就通了，肠结也顺通了，食用无妨，身体也一天天复元清爽了。李时珍用一服“牵牛末皂荚丸”治愈了这位老夫人３０年的痼疾，主要是他抓住了病根，对症下药。以往医家用药都不能通气，所以无效。所以李时珍得出科学结论：“盖牵牛能走气分，通三焦。”

另一个医案是说李时珍有一个外甥叫柳乔，因平素多贪酒色，后感到腹下胀痛，大小便不通，不能坐也不能躺，就这么站着痛哭呻吟了７天７夜。服用医生开的通利药无效，就派人去请李时珍来诊治。李时珍经诊断后，用楝实、茴香、穿山甲等药，加入牵牛，以水煎服。用了一剂药后，病情有所减轻，用了三剂药后就好了。这一医案说明，有的医生只根据大小便不畅，认为病在大肠或膀胱，就用通利药来治，所以无效。而李时珍诊断这是由于温热之邪在精道，病根在二阴之间，导致大小便不通，因牵牛子能达右肾命门，通精髓，这是人所不知的。所以用之有效。这两个医案，不仅清楚地阐述了牵牛的功效，特别告诉医生们治病时，要善于深入思考，抓住病痼的关键。

李时珍留下的这十多个医案，大都原本、生动具体地记录了疾病的起因、症状、医生曾用过的医疗措施、自己辨症论治的原理、采用的药方。有理论，又有实际效果，以理服人，给后人以深刻细致的启示。

李时珍将阅读各种医书的体会、心得，以及从临床中悟出的微妙道理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并将对前人医案的评论、发挥也仔细记于案前，反映了他的医学思想。李时珍留下的这些大量宝贵医话，对后人临床诊治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中国传统医学有很多特殊概念、特殊术语，李时珍结合历代医学文献研究，并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对一些医学基本概念有所发展。例如他关于“脑为元神之府”的学说，肯定了脑是人的思维器官。４００年前李时珍就提出了这一重要观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自先秦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认为“心”是人的思维器官，李时珍根据强有力的论证，推翻了中国学术史上几千年来的“心之官则思”的传统观念，明确了脑是精神活动的总枢纽。

李时珍还创立肾间命门说，强调了命门和三焦具有体用关系。写了《命门考》、《三焦客难》，可惜均已失传，只在《本草纲目》中保存了这一学说的部分观点。

李时珍的著作还有许多，如：《濒湖集简方》、《白花蛇传》、《李时珍濒湖脉学诗四言举要便读》、《李濒湖氏时珍脉诗》，可惜都已失传。

七、本草光辉

公元１５７８年，李时珍及其家人和弟子历经２７年的艰辛，终于编成了《本草纲目》这部药物学巨著，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本草纲目》编成之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这本具有实用价值的医书刊印出来，让它流传于世。

《本草纲目》共有１９０万字，１１００多幅插图，而在当时出版都要用木刻来印书，刊印这样一部巨著，无疑要花费很多钱。李时珍作为一个乡村医师，自然没有力量刊印这本书，而关心他的工作和了解这部书价值的朋友们也没有力量帮助他。而当时的官府根本不会关心一个普通医生印书的事。

李时珍在蕲州、黄州、武昌都派人打听刊印《本草纲目》的事，但都不能解决问题，而南京是当时全国的出版中心，书商多，经营规模大，印刷业相当发达，刻工技术较高，常常出版大部头的书。李时珍抱着希望，于１５７９年来到南京。

李时珍到南京后，许多书商一见这本书，开始非常想出，但其中有些骂方士和痛斥古人的内容，都不大敢出版。李时珍因此到太仓访问了王世贞。

王世贞做过湖广按察使，和李时珍原来就相识。由于他的父亲被害而对朝廷不满，遂被免职归乡居住。

李时珍和王世贞在王家的□山园畅谈了几天，但关于刻书的事，王世贞并没有帮什么忙，只是写了个序言，称赞《本草纲目》“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点。综合考核高深的事理，直接研究了深广无穷的事物”。这个序言被后来刻印在《本草纲目》的“金陵版”上。

１５９０年，通过多方努力，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本草纲目》才正式开始刻印。承担刻印的是南京一带著名的藏书家胡承龙，他兼管刻书、售书的业务。在读了《本草纲目》的稿本之后，认为的确是一本好书，应该流传，所以愿意出钱刻印。

１５９２年，李时珍病倒了，在病床前，念念不忘《本草纲目》的刻印刊行工作，他将儿子李建元叫到床前嘱咐说：要争取机会，使《本草纲目》早日问世，并使它广泛流传，使每一个需要者都能得到这部书。

１５９３年，李时珍在家乡蕲州与世长辞了，享年７４岁。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两湖南岸的竹林湖，蕲州人民深切地悼念这位终生献身于医药学研究工作，并为人民救死扶伤的伟大的医生。

１５９６年，《本草纲目》在南京首次出版，这个版本就叫“金陵版”《本草纲目》。李时珍的宿愿终于得以实现，但可惜他没能看到这部书的刊印本。

不久以后，明朝皇帝命令各地献书，去充实他的图书资料库。李建元遵照父亲遗嘱把《本草纲目》献给朝廷，然而昏庸无道的皇帝，毫不在意人民的医药事业，只冷淡地批上了“书留监，礼部知道”７个字，就搁置一旁。致使《本草纲目》一直没有得到朝廷颁发刊行。１６０３年，江西夏良心、张鼎思等以金陵刻版为蓝本，将本书第一次进行了翻刻（即现在称的“江西刻本”），由于这部事关民生的巨著在医药界的声誉日著，购读者极多，以后又辗转翻刻了３０多次。公元１８８５年，安徽合肥人张绍棠等再版此书，进行了一些编辑加工。他改正了刻本的一些讹误，把“本草图”对证实物，重新审订。根据标本改画了一些图，另外增画了１７幅图。他又从《植物名实图考》里移植过来７００多幅图，使“本草图”更加完善、充实、精美。这个刻本称为“张氏味古斋刻本”，是历代刻本中比较好的一种。书的质量有了提高，但与原著比也有失真的缺憾。

《本草纲目》问世不久，随着商业贸易以及来华学习或传教士的出入往来，这本医著就被带到了日本、朝鲜、西欧各国。由于它的内容极其广泛，知识极其丰富，不仅是一部超越历代本草学成就的药物专著，而且在植物分类学、生物进化论、博物学等方面的造诣也很精深，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占领先地位。

公元１６３７年日本江户时代，由野田弥次右卫门认江西本为底本，用和文（日本文）加以训点，首次在日本翻刻了《本草纲目》。自此以后的７７年中，为了满足日本社会各界的需要，先后以《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序例》、《新刊本草纲目》、《重订本草纲目》《校正本草纲目》、《订正本草纲目》、《新校本草纲目》为题重翻刻了７次。在欧洲，最早翻译过去的是拉丁文详本，题名为《中国植物志》，于１６６５年在维也纳刊行。当时欧洲充满了迷信气氛，药物的研究还在幼稚的阶段，植物学的书更不足论。《本草纲目》介绍过去后，对欧洲植物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１９世纪英国的伟大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奠定进化论时，直接或间接地引证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达尔文称誉《本草纲目》是中国古代百科全书。

《本草纲目》对世界医药学和植物学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李时珍深受世界人民的崇敬。

科学追求的是真理，是光明和进步。一部中国古代的本草学著作，被国外科学界的名流追逐几个世纪而爱莫能舍，主要在于它的智慧和价值，在于它揭示的规律和本质给人类带来光明和进步。

英国著名科学家高度评价了李时珍和《本草纲目》：“无疑地，明朝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在和伽利略（世界著名科学家）的科学运动完全隔离的情况下，能在科学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

李时珍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本草纲目》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为世界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时珍是中医学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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