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江楼外，清末四川总督锡良的船只山川早水摄

清末民初时，四川涌起留学日本浪潮。那时期亦有一些日本人入川工作或游历。在“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中，至少有4部书专写四川，如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明治汉诗人四川之旅》、中野孤山的《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米内山庸夫的《云南四川踏查记》和山川早水的《巴蜀》。从这些记述文献，可一窥日本人当时在四川的实况。

从长崎到成都：

如逆流而上的鳟鱼

相较于东部地区，四川对外通商较晚。日本人能够频繁往返于日本和四川之间，得益于近代交通的进步。从长崎港至上海，3天即可到达。上海日人颇多，各种物资都可以采办。从上海到宜昌，江阔水缓，中间还有武汉三镇，足以补充旅程的必需品。

上海、汉口、重庆均有日本领事馆，而芜湖、九江、沙市、宜昌，也多有日本商人足迹。日本比其他国家更迅速地在长江流域进行了布局。日本人到成都的旅途，安全是有保障的，就像溯流而上的虹鳟鱼，三峡固然是一大挑战，但绝对不是天险。中国人进进出出已经数千年。

图1：三峡激流上的行舟日本国会图书馆藏

图：三峡咽喉之地归州城日本国会图书馆藏

然而，大多数日本人也有一个“蜀道难”的文化印记。他们在做出发准备时，早就熟读了李白的诗句，《吴船录》和《老学庵笔记》也是旅行箱中的必备旅行指南，《成都通览》更是非常实用的百科全书，山川早水直接引用了不少内容，而中野孤山书中的四川地方出产也几乎来自《通览》。自然也有本邦前辈的谆谆教导，让他们有时觉得“前途莫测”。中野孤山出发前简直像壮士赴死一般：”我断然辞去现职，奋然奔赴昆仑山麓，长江上游，蜀之腹地。“又说：”哦，交通至难，交通至难矣。“田添幸枝则更加恐惧：”从宜昌到成都真是险中之险，对于一个妇女而言，更是不可想象。据说，不仅有世上最危险的疾病，更有如瓶中泄水般的迅急湍流……”

图1：航行于三峡的蜀通轮

图：欧洲人早期测量图上的三峡险滩

实际上，在他们入蜀的时代，一方面中国的水手、船老板等几乎摸清了所有江段的特性，另一方面，欧美的勘探者也测绘出长江的各种水文特征。

船难仍时有发生，主要是因为暗礁没有清除，或则冒险航行。有鉴于此，官府在长江上游——从宜昌到成都，添置了红船，用来救援遇险船只，但预算和训练显然远远不够。

虽然如此，三峡之险对于日本人仍有极大吸引力：壮观的风景、厚重的人文，以及沿江情报的收集。山川早水和中野孤山对峡江均有大篇幅的记载。

就在那时，川汉铁路的修建已经处于筹股与测量阶段。山川早水敏锐观察并记载了一些颇有史料价值的内容，“明治三十九年（年）春，四川省新建了铁道学堂，来自日本的工学士桔、源、百濑三人应聘作为教习。”

到成都的旅程，在万县可以登岸陆行，从而省却行舟之苦；或者到重庆弃舟陆行；再则继续溯江而上，经泸州、宜宾、嘉州（乐山）以至成都。但似乎没有人选择第三个方案。

那时，日本人在四川多是为了工作，其领域大致为外交、教育、军事、矿产，而其中又不乏修养较深的汉学家如山川早水、白须直，博物学家如中野孤山，美术家如田添幸枝，民族学家如德丸作藏——他是日本第一位考察苗族的学者，同时也是驻重庆的领事。

白须直是第五任领事（年到年），与四川总督锡良交往颇深，虽然到任时，锡良刚刚调离四川，但新政在他的推动下早已蓬勃发展，这也是不少日本人能够在此施展手脚的重要原因。

傅崇矩有一份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外国人进出成都的不完全统计，其中记录有白须直“十月十八，来省”，“腊月十二，出省”，在成都待了近两个月。当时成都并无日本领事馆，因此这一细节有意思。

对于大多数在各学堂当教习的人而言，工作相当轻松，因此他们得以旅行和充分观察他们的学生、单位、市井、风光和历史遗迹。

年后，科举制度虽然废除，各地大力兴办学堂，然而传统惯性依然像车轮般继续嘎嘎而行。学堂内同一个班的学生竟然年龄纷杂，有的甚至已结婚生子了。身着长衫的学生不紧不慢的悠游模样，让做教习的中野孤山想到了他们早就告别的幕府时代的公子哥儿。更夸张的是，他们还在课堂上吃零食！听讲也不认真，但笔记却记得极为工整，“每一页都不亚于书法家的作品”。

这些教习们对中国人的礼节印象很深，其中凡事都要用到请柬、名刺之类，甚至学堂常办的宴席，每次都会很郑重。“逢年过节自不必说，开学典礼，散学典礼，以及其他庆典，学堂一定会举办宴会。这种时候，按照惯例，要送来用一尺大小的红纸书写的请柬。”而这种宴会全部由学堂开支，“真不愧为中国式会计制度”。

这样的感叹，真不知道是欣赏还是讽刺。

据山川早水统计，除了成都与重庆的各团体外，年5月，在川日本人计59名，其中女性8名，小孩一名；到了同年1月，增加到80人。这个数量，在当时的外国侨民中位居第三。

大正元年（年），日本外务省制作的日本人受聘中国名单中，在四川的共15名，其中成都（包括彭州）11名，6名为学堂教员，桥本遥贞是磨面公司技术员，在彭州的辻盛太郎等4位，全是铜矿局技术员。酒井三郎则是蜀军司令部的军医处助手。

在四川工作的日本人，尤其是教员，有充分的自由时间游览各地。究其原因，除了他们自己对本地的文化和日常生活充满兴趣，以及外貌相似外，政府以及不少官员的风气——希望外人领略中国文化，也是不可忽略的。有时候，这些东洋教员也会带着学生到处游逛，有一次甚至一起长途跋涉到峨眉山。这也算是寓教于游了。就成都市区而言，游览兴趣点大致两类：历史人文——武侯祠、草堂寺、青羊宫、文庙、牌坊之类；市井生活——东大街夜市、二仙庵劝业会等。

据中野孤山的记述，成都人当时也烧牛粪，他带着好奇的口吻写道：“先收集很多牛粪，然后像我国的煤店制造煤球一样，用双手把牛粪团成牡丹饼大小，摔打在土围或墙壁上。过几天牛粪一干，就取下来当柴烧……”

他还惊讶地目睹了官府主办的久雨祈晴活动。作为风俗和良好的愿望，这还不错。还有惜字塔，就是把有字的废纸统一拿到这里，“并满怀无限惋惜之情将其焚烧”。这大概是所有此类记述中，最具诗意和温暖的画面之一。“此乃该文字大国中不可忽视的习俗之一。”今天，惜字宫的街名还在成都保存着，而焚纸的青烟早已消散于浩浩苍穹中了。

无可否认，当时所有赴川工作的日本人，深受近代科学精神的洗礼，并不忘国家的强大，那种竞争精神非常明显。他们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