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苍山的山腰，松林掩映之下，野草缠绕之间，有成片的墓园。墓身都是券拱顶，墓碑上刻着死者的名字与逝世时的年月日以及享年。精致一些的墓碑上还刻有挽联，只是制式化的挽联，无法让人从中看出任何与死者生平有关的事迹。

每到一处，如有可能，我都会观察当地的墓园，我希望从中体认到不同地方的人看待待死亡的态度。假若死亡无可避免的话，我们不妨放下心中的恐惧，期待着死亡降临时附带而来的安宁与寂静。死去的人获得了活着的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我对墓园的兴趣仅停留在观看层面，爱默生则走得更远。他曾两次在墓园当中开棺查看死者的遗骨，一次是他的妻子，一次是他的儿子。痛苦之余，爱默生转而赞美起了生死的有机轮回和万物的往复循环。

他说：“不可抗拒的民主——请容许我用这个词——化学和植物的民主，将所有分解的物体重新合成新的生命——这一进程永不停歇，任何个体无一能赦免——这一切给我们的印象是，一切试图保存遗体的古老艺术都徒劳无益。我们将自己化为泥土，还给泥土。”

这就是生而为人的命途所在，源自泥土，终归泥土。

仅以数语祭奠五天前病逝的三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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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卢梭:《植物学通信》（北京大学出版社；熊姣译）

02.歌德：《植物变形记》（重庆大学出版社；范娟译）

03.稻垣荣洋：《有趣得让人睡不着的植物》（北京时代华文输局；周唯译）

04.菲奥娜·斯塔福德：《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北京联合出版社；王晨/王位停译）

05.德富芦花：《蚯蚓的呓语》（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阿丽西娅译）

06.德富芦花：《自然与人生》（新星出版社；陈德文译）

07.乔治·吉辛：《四季随笔》（四川文艺出版社；刘荣跃译）

08.周作人：《谈虎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09.赖端和：《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清华大学出版社）

10.林静编：《变化无穷的云》（中国社会出版社）

11.倪润安：《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进》（上海古籍出版社）

12.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13.傅熹年：《大家小书：中国古代建筑概说》（北京出版社）

14.约翰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上海译文出版社；邓建国译）

15.卡洛·罗韦利：《时间的秩序》（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杨光译）

卢梭:《植物学通信》

不管对哪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探究自然奥秘都能使人避免沉迷于肤浅的娱乐，并平息激情引起的骚动，用一种最值得灵魂沉思的对象来充实灵魂，给灵魂提供一种有益的养料。亲爱的朋友，你一定不要把植物学看得比它本身更重要，它是一种纯粹出于好奇心的研究，除了一个喜欢思考、心性敏感的人通过观察自然和宇宙的神奇所能得到的之外，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要愉快而有用地学习大自然，你就必须亲眼看到它的创造物。

歌德：《植物变形记》

首先，我们留意到种子发生扩展，逐渐长出完全成形的茎生叶；然后，茎生叶收缩变形为花萼，花萼再扩展变形为花瓣；接着，花瓣收缩变形为植株的雄蕊。我么即将目睹到最伟大的扩展变形-果实的扩展，以及最伟大的收缩变形-种子的收缩。通过上述六个步骤，大自然坚定、踏实地履行着它永恒不朽的工作：植物通过两性的结合，世代繁殖下去。

稻垣荣洋：《有趣得让人睡不着的植物》

“天空不能没有星星，大地不能没有花朵，人间不能没有爱。”这是18世纪时期，德国诗人歌德的诗句。歌德是一代文豪，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自然科学家。除了诗歌，歌德还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文字：“花是由叶子变形而成的。”这句话出自歌德年的《植物变形记》一书。在歌德写出《植物变形记》的多年后，他的主张终于被分子生物学证实了。这种理论被称为“ABC模型”。拟南芥这种模型植物的遗传基因发生突变的话，花朵的各个器官将全部变成雄蕊。因为这种变异体只生产出“雄”蕊，所以被称之为Superman基因。随着研究的逐步推进，人们发现，花朵中各个器官的形成都是由A、B、C三类遗传基因组合形成的：A类基因单独决定了萼片的发育；A类基因和B类基因一起决定了花瓣的发育；另外，C类基因单独决定了雌蕊的发育；C类基因和B类基因则一起决定了雄蕊的发育。如果这三种基因都不存在的话，那就是叶子了。

“即使学了植物学，好像对我们的生活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可能还会有人这么想。确实，植物学这门学科，对我们的实际工作或是社会生活基本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我们的祖先们就是通过开发利用植物的各种各样的用途才生存下来的。我们吃的蔬菜也好水果也好，全部都是植物；做成柱子和板子的木材，是植物；做成衣服的麻和棉，也是植物。在古代，不管是食物、衣服、住所、工具、肥料、药材，还是燃料等，所有的东西都是由植物做成的。在现代，我们可以用化学制品和石油制品制作出各类物品。可能有人会觉得，古代的那一套已经是陈旧古老的老皇历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化学制品和石油制品用过之后，最终都会成为无用的垃圾。而植物制品在用过后，还会回归土地。此外，植物是在阳光下生长起来的。也就是说，植物是太阳能源下产生的可再生资源。过去的人们已经详尽了解植物的特征，最大限度地将植物加以利用。说古人们是很伟大的植物学者也不为过。通过学习植物学，在未来将要直面各类环境问题的我们可以获得很多智慧。

菲奥娜斯塔福德：《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

白蜡树的优雅总是吸引着艺术家。约翰·康斯特布尔（JohnConstable）让他的白蜡树永垂不朽，这种树种在他位于埃塞克斯郡戴德姆的家里。在《玉米田》和《弗拉特福德磨房》等画作中，白蜡树占据着前景的主要位置，细腻的笔触凸显着羽毛般的叶片。根据他的密友和传记作者C.R.莱斯利的说法，康斯特布尔会“在狂喜中”盯着任何一种树，但他真正的最爱还是白蜡。据莱斯利回忆，汉普斯特德的一棵白蜡树被砍倒让康斯特布尔深感痛心。康斯特布尔从这棵白蜡树中获取灵感，创作了他最美的绘画作品之一，然而他却在一场公共演讲中宣称“她死于一颗破碎的心”。他以谴责的态度指出，一张以粗暴的方式钉进树干、禁止流浪行为的教区布告，导致了他心爱的白蜡树死亡。“这棵树似乎感受到了耻辱”，他对自己的听众说，因为这张布告刚一出现，顶端的一些树枝就枯萎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整棵树失去了活力，于是这个“美丽的生灵被砍得只剩下一截残桩，正好是能够张贴布告的高度”。康斯特布尔对“这位年轻女士”的凄惨命运如此悲愤，说明他精美的画作不仅仅是对自然的观察，更是爱的表达。

德富芦花：《蚯蚓的呓语》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最恰当地表达出了当人面对着河川时，内心的所思所想。诗人的千言万语终不及孔夫孔子的这句口头语。大海固然浩瀚无边，宁静时如同慈母的胸怀，生气时让人想到仿佛是上天在勃然大怒。然而，“大河日夜奔流”的那种气势和意蕴，却是大海所不具有的。假设你伫立在大河的岸边，望着那泱泱河水，它就这样默默地、永不停歇地流淌。“逝者如斯夫”，我们不禁会联想到时光的流逝。从亿万年以来，这似水流年在无限的时空中流逝，直至亿万年的将来皆是如此，永无止境。呵，眼前出现了点点白帆，接连从面前驶过，旋即消逝。曾经的罗马帝国，不就是这样昙花一现吗？呵，一片竹叶漂来，倏忽一闪，即不见踪影。亚历山大，拿破仑，不就类似这竹叶吗？他们今日何在？唯有这大河之水，静默地、从容地流淌。我觉得，与站在大海之滨相比，站在大河之畔更能体会到“永恒”二字的涵义。

雨停了。庭院里的樱花飘零，地上残瓣堆积如雪。一些花瓣浮在檐沟里，犹如少女忧郁的眼神。莫道檐沟清浅，却把一片碧空拥入怀中；莫道檐沟窄小，却能盛下落樱的片片忧伤。从这里可以窥见樱树的倩影，从这里可以看到水底沙砾的颜色。三只白鸡悠然地在庭院里踱步，俯啄仰饮，红冠如旗帜般摇荡。它们的影子也映在清清的檐水里。檐沟尽管如此窄小，却能快乐、温和地承受和接纳这么多事物。相形之下，人类赤子的世界又为什么多么狭隘呢？

德富芦花：《自然与人生》

一天晚上，头疼发热，夜不成寐，遂起身漫步于庭院之中。黑树森森，月光下泄，青碧如雨。院里虫声四起。行至井畔，放下井绳汲水，月光在水桶里摇曳闪烁。掬水入口，吸几片月光，随将余下的倾覆于地，月影也跟着滴滴答答掉落下来。真是太美了！于是，打一桶，又打一桶。我把三桶水洒落在地面上，然后，在虫声和树影之中伫立良久。

乔治·吉辛：《四季随笔》

我并非植物学家，但长期以来都以收集花草为乐。我喜欢遇上一棵不认识的植物，去书中鉴定它，下次它在路旁焕发光彩时，我便能叫出其名。假如这棵植物是罕有的，那么发现它让我不无喜悦！自然是伟大的“艺术家”，将其普通花儿置于一般的景色里，即便我们认为最低级的野草，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其神奇与可爱-不过它却生长于每个行人的眼皮之下。珍稀的花则长于一旁，置于隐秘之处和“艺术家”更为微妙的心境，找到它，便能受到进入更神圣境地的感觉，即便我于高兴之中，亦对之心怀敬畏。

周作人：《谈虎集》

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别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

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就是改学了德文或世界语，也未尝不可以拿来做“黑幕”，讲忠孝节烈，发表他们的荒谬思想。倘若换汤不换药，单将白话换出古文，那便如上海书店的译《白话论语》，还不如不做的好。因为从前的荒谬思想，尚是寄寓在晦涩的古文中间，看了中毒的人，还是少数，若变成白话，便通行更广，流毒无穷了。所以我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令读。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读文艺的书如喝酒，要读者去辨别味道的清浊：这责任都在我不在它。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辨别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颠倒清浊混淆，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智识趣味都有欠缺，还没有“通”，（广义的，并不单指文字上的作法，）不是书的不好：这样未通的人便是叫他去专看新书，——列宁、马克思、斯妥布思、爱罗先珂，……也要弄出毛病来的。我们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不但不会上它的当，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古人云，“开卷有益”，良不我欺。或以为古书是传统的结晶，一看就要入迷，正如某君反对淫书说“一见‘金瓶梅’三字就要手淫”一样，所以非深闭固拒不可。诚然，旧书或者会引起旧念，有如淫书之引起淫念，但是把这个责任推给无知的书本，未免如蔼里斯所说“把自己客观化”了，因跌倒而打石头吧？恨古书之叫人守旧，与恨淫书之败坏风化与共产社会主义之扰乱治安，都是一样的原始思想。禁书，无论禁的是那一种的什么书，总是最愚劣的办法，是小孩子，疯人，野蛮人所想的办法。

赖端和：《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

少年时对火车培养出来的这种特殊感情，到我走到“人生旅程的一半”时，一有机会，真是一发不可收拾。我这个“火车迷”，不但决意要乘火车，从广州坐到西安，而且还要从西安，乘火车到远在新疆的乌鲁木齐。这些都是长达好几千公里，几天几夜的旅程。我想，也唯有这样，才能感受到杜甫所说的“何迢迢”的滋味，才能亲身体会两地的距离，才能让美好的河山，在我眼前慢慢流过去。这些，都是乘搭飞机没有办法做到的。

唐代的宫殿在唐末历经几次浩劫和大火，如今只剩下这几个大土堆，孤零零地立在初秋的玉米田中。但李德裕当年在宫中，写给前方将领和回纥酋长的那一批官文和书信，却逃过浩劫，流传至今，仍然保存在他传世的文集《会昌一品集》里，永垂不朽。这本文集让我们清楚知道，他当年是怎样在宫中指挥战事的。比起堂皇的宫殿，文章确是“不朽之盛事”啊。唐代的宫殿早已不存了，唐代的诗文却是战火无法摧毁的。

上了列车，还有不少空位。选了个靠左窗的位子，准备迎接黄土高坡的到来。果然，列车离开兰州站不到半个小时，一座座的黄土高坡，就在窗外隆起，像变形的黄色怪兽，一座比一座高，而且那么接近，仿佛随时会倒塌下来，把路过的列车活埋了。列车在高原下的河谷穿过。窗外的黄土地那么荒凉，没有一根草，一棵树。这是我见过最悲壮的黄土高坡。一头驴子，被人绑在一排窑洞前的一根木柱上，在猛烈的太阳底下暴晒。四周空无一人。驴子一动也不动，在一大片黄泥色的背景下，沉默地站着，仿佛一座雕像，站在那里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又仿佛在进行一种仪式，一种惩罚。隔了许久许久，每当想起黄土高坡，我都会不期然地想起这头驴子，在那年秋天的太阳底下暴晒。

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

从物质层面上说，貌似简陋且难以持久的木建筑，似乎很难与壮丽而坚固的石头大教堂相提并论。这使很多中国人为传统建筑感到自卑，认为中国建筑不如西方，是没有价值的。然而从思想文化的深层次着眼，真相并非如此简单。建筑与绘画和雕塑的主要差别，就在于不能“以貌取人”。人们不大容易发现的是，中国传统建筑在物质层面上的简约，可能正是它在思想和意匠上超前和伟大的外在表现。西方建筑与中国建筑相比之下的表面优势，与各自的文化特点密切相关。在西方，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作为文化载体，建筑的功用强于文字，其它门类的艺术如绘画、雕刻等，往往都在为建筑服务。而在中国，文字才是历史的主要载体，建筑只是一种实用技艺，且从来未被推到高于其他技艺的地位。西方人将建筑看作是永久的纪念物，追求建筑在物质上的高大与恢弘；中国人不求实物之长存，建筑只求满足合理而适度的需要而已。儒家长期倡导的“卑宫室”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奢华的风气，限制了建筑的规模。单纯从物质表象去评价中国建筑和西方建筑的优劣，是有失公允的。

梁思成谈及中国建筑在坚固耐久方面的不足时，曾作过以下推测：“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盖中国自始即未如古埃及刻意求永久之不灭之工程，欲与人工与自然物体竞久存之实，且既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以自然生灭为定律；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换之，未尝患原物之久暂，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

傅熹年：《大家小书：中国古代建筑概说》

统观历朝史料和现存实例，笔者认为在古代的建筑规划、设计中，比附象征手法和阴阳五行、风水堪舆诸说并不居于支配地位，它在规划设计中有所表现不外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在风水师挟业主之势加以干预时设计师不得不做出的让步；另一种是设计师有意利用它来标榜自己的设计，用作在业主面前坚持自己设计方案的手段，其前提是不让愚妄之说损害规划设计的合理性和建筑艺术的完整性。儒家对于迷信的态度有“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一句话，实质是说对于实在说不通道理的人，如不能加之以威，只能用迷信来唬住他。各类建筑的业主，或是权威无上的帝王，或是威福由己的贵官，至少也是拥资建屋之人，在他们面前，设计师始终处于劣势。为求采纳自己的设计，为求保持自己设计方案的优点，避免业主的任意改动，利用以“神道设教”的手段，搬出阴阳、风水之说，给自己的设计加上一点神秘性，胁之以子孙后代的兴衰祸福，实是为自己设计辩护的最省力而有效的办法。因此，在具体研究古建筑的规划设计时，对这方面要适当加以注意，以了解各种阴阳五行、风水迷信思想对建筑的影响，但和上述规划、设计手法相比，它是次要的，是附会上去的，以不违背基本使用功能和艺术表现为前提，真正决定一个时代建筑面貌和具体建筑成败优劣的是规划和建筑设计，它们是古代规划师和设计师的成就。

约翰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

实际上，我们互相接触最美妙的境界是自由的撒播（dissemination）而不是痛苦的融合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