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母亲节，发一篇恩师王书义原创的文章《何干娘》，一段跨越几代人时空的往事，一个跨越血缘关系的亲情故事。

何干娘

作者：王书义

一

何干娘到我家，是在我三岁的时候，那是（民国）三十一年年成的第二年，年。

何干娘姓韩，嫁给我家厨师何三伯，随夫姓，大人们叫她何嫂，我们小孩子叫何干娘。何三伯姓何？姓贺？抑或姓郝（我家乡读he）？他自己都不知道，不识字，也没有填过什么表，这将成为一个永远的秘密。我写成何，何三伯就姓何了。

麦扬花儿时节，一天，何三伯赶集回来，身后跟着一个女人。他们去见我父亲。何三伯惴惴地，嗫嚅着：“大掌柜，我,我......”

鼓足了勇气，也没有说出一句囫囵话儿。黑脸憋成了红脸，三十出头的汉子害羞了。

身后的女人，也是怯怯的，不大敢抬头。

父亲看了一眼:女人高挑个儿，小脚。脸上有几颗麻子，菜色遮不住羞色，破衣烂裤难掩少妇的妩媚。只是，饥饿挖去了两腮的肉，两个颧骨更显突出。据说，那是苦命相。

父亲明白了八九分：“三哥，你也该成个家了。你知道，咱租人家的房子，不宽绰。你先把伙房西边放柴火的草房拾掇拾掇，凑合着住，等.......”

不等父亲说完，何三伯拉住女人就要下跪，被父亲拦住了。

于是，女人就在我家佣工。于是，我们就有了个何干娘。

何三伯口拙，手巧，脾气倔。一天到晚，闷着头干活，说不上几句话。挑水、磨面、炒菜、熬粥，十几口人的饭，一个人打理得妥妥帖帖。吃捞面条都是手擀，就是包饺子，也不找人帮忙。突然来客，一边抓小鸡儿，一边温酒，三下五去二，一盘儿鲜嫩的笋鸡，就端上了桌。一进入腊月，杀猪过年、宰鸡祭灶、压豆腐干、卤猪耳朵、盘馅儿、过油、蒸年馍：剁卷糕、揉蒸馍、盘枣山、捏仙桃......

一天，何三伯切猪头，手里的刀，像魔术师的道具，舞动得叫人眼花缭乱。一个经典的“庖丁解牛”。我看呆了。

“小心，别切住手。”我讨好地说。

“呸！呸！大年下，发利市。站一边去！”何三伯嚷我们，训我们，吼我们，我们还喜欢跟着他转。

他会编各种各样的蚰子（蝈蝈，我家乡方言，我借用这个字）笼。用秫秫蔑儿编的，球型或椭球型，小巧玲珑，装一个蚰子，系上线，在小伙伴儿中显摆。用秫秫杆儿或筳子编的，方方正正，像亭台楼阁，能装好几个蚰子,摘朵窝瓜花儿，塞进去，看着蚰子吃。摘花儿要摘狂花儿，不结瓜的。还有一种是用园葫芦做的，比墨盒大一点儿，开个小圆口儿。深秋，在豆地里捉一个冻得半死不活的蚰子装进去，塞到棉袄里暖着，一直能喂到冬天。有时，正上着课，不知道哪个同学的蚰子“吱吱，吱吱”叫起来，吓得它的主人赶快动弹一下儿，制止它。

何三伯用白蜡条编筐、编箩头，用三棱草织蓑衣、打草鞋，用芭茅编锅帽，用筳子纳拍子，用麦秸秆编馍篓。馍篓呈圆台形，上面有盖儿。装上馍，盖好盖儿，吊到房梁上，猫再眼馋也不能偷吃，所以叫气死猫篓。

何三伯结亲时，屋里有现成的箔和稿荐，都是他抽空织的。但结亲要有喜气，他手又快，半晌功夫，一领红麻绳织的箔和稿荐，就铺在土坯壘成的双人床上。

母亲拿来一床褥子，又从织布机上裁下一方蓝条白布床单。捡几件儿九成新的衣服给何干娘。父亲写了百年和好之类的喜联。新房、新人、新气象，喜气洋洋。

三天过去了，新郎官儿脸上有喜色，也有几分忧。

他来找我母亲:"大太太，我怕，那女人我留不住。”

何三伯叫我父亲大掌柜，叫二叔、七叔二掌柜、七掌柜。叫我母亲大太太，叫二婶、七婶二太太、七太太。几个年龄小的叔叔，就叫老八、老九、老十。

“她一夜起来五六次，在院里一站大半夜。我怕她......”

“你是说，她是放......”

母亲还是没有把“鸽子”两个字说出口，这三个字难听。非礼勿视，非礼无闻，非礼勿言。母亲更不想把这邪恶和那个低眉顺眼，看着还算实诚的女人联在一起。

“我看何嫂不像那样的人。再说，你也没有花钱呀。”

“花了。”何三伯脸红了，“不瞒大太太，那天赶集，我多带了几个钱，原想再添置些东西。遇见你家王氏，给我说合这女人。我把剩下的钱都给她了。回来我把钱填上了......”

王氏是我舅家的厨师，他们互称王氏何氏。何三伯解释着，好像挪用就是打拐了东家的钱。

母亲赶忙打断他：“三哥，我还信不过你？你不该再填上。你寻个人是大事儿。我们也疏忽了，没给你早点成个家。”

“她接过钱，转手给了和她一路儿来的女人，又嘁喳几句，就跟我回来了。”何三伯说的，真像是放鸽子。

“她说，今儿夜里要到后院来纺花。”何三伯愁眉苦脸，“我，我，我想叫大太太替我看着点儿。”

母亲为难了。这不是监视吗？她要是逃跑，我是追,是喊人,还是放她走？我能做这事儿吗？这不坏良心吗？母亲心里又怪这女人，何三哥多好的人，跟了他，你算是有靠儿了。你还求个啥？

何三伯也后悔自己太冒失了，大太太那样菩萨心肠，会做这种事吗？赶忙说：“大太太，要不，就算了。听天由命，随她去吧。”

看着何三伯无助的样子，母亲毫无底气地说：“三哥，我留点心吧。”

母亲不情愿地接受了嘱托，进入了角色。每天，和何干娘一起做针线、纳鞋底儿，去河上洗衣服。晚上，陪何干娘纺花到深夜，直到何三伯在前院喊“时候不早了，睡吧。”看着何干娘磨磨蹭蹭往前院走，听见他们接上了话儿，母亲才回屋休息。

一个月过去了，何干娘没有跑，没有让母亲回答那个两难的选择题。吃了几天饱饭，脸蛋儿不干瘪了，也泛出些许红色。

何干娘说话怪怪的，俩人一路走，她说“厮跟着”，黑了黑了来个客，她说“歇了歇了来个怯”，我们笑她、学她，她不生气。她拿住鸡蛋在灯上照照，就知道哪些鸡蛋能孵出小鸡儿。她给我们说：“鸡、鸡，二十一，鸭、鸭，二十八。要想孵小鸭，就得骗母鸡，让它一直抱窝二十八天，直到小鸭破壳。黄绒绒的小鸭，母鸡也分不出是不是自己的子女，也领着觅食。”

何干娘会养猫，她养的猫,白的、黑的、黄的、狸花的都有。冬天，何干娘在当门儿纺花，太阳照进来，它们懒洋洋地躺在纺花车儿怀里晒暖儿。睡醒了，弓着身子抻懒腰，一副慵懒的做派。何干娘把从树上掉下来的柿子做成醋，甜甜的酸酸的......，这些，母亲都不会。

何干娘会说瞎话儿（讲故事），《老包小出身儿》《陈三两爬堂》《王小儿砍柴》《没爹没娘做大官》......何干娘教我们唱儿歌,“板凳儿板凳儿摞摞，里头坐个大哥”，“月奶奶，黄粑粑，爹织布，娘纺花，大妮儿打笼苻，小妮儿闹著要吃妈（吃奶）".....但何干娘教儿歌和母亲不同。母亲教我们“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一只短短的儿歌，几个简单的数字，串起一串串儿风景。母亲语调平静，而感情投入，好像带我们亲临其境。何干娘教我们“小白鸡，脸皮薄，杀我不胜杀个鹅。鹅说，我的脖子长又长，杀我不胜杀个羊。羊说，我四只银蹄往前走，杀我不胜杀个狗。狗说....”何干娘像背书，心不在焉，只是在哄我们。而且，常常走神，忘了念到了哪儿。只有一首歌是例外。那是叙述一只母鸡将要被杀时，嘱咐小鸡的话“....下雨要躲房檐下，湿了毛衣谁暖你？吃食儿莫到场边去，一把扫帚拍死你。喝水莫到坑边去，掉到水里淹死你....”何干娘很动情，念着念着流泪了。我们也听得心里酸酸的。母亲看在眼里，心想，何嫂有心事啊！怪可怜的。

母亲回娘家，何三伯请母亲带上何干娘。一是还不太放心，二是也想叫何干娘到镇上散散心。

姥姥用红纸封了个包儿给何干娘，何干娘很知礼地磕头谢赏。舅母给何干娘两块布料，何干娘也要行礼，被舅母拦住了：“这可使不得。妈是长辈，行个礼也就是了。咱是平辈，不兴这个。”

“咱是平辈”!何干娘心里热热的。一个大胆的想法一闪而过，又马上被自己否定了——临走时，他三伯还嘱咐，“东家厚道，咱们自己要懂规矩，不能蹬鼻子上脸儿。”

在姥姥家住了几天，何干娘长了不少见识。洋戏盒子就那么大一块，里边咋就有那么多小人儿唱戏？小人儿都藏在哪儿了？回家的路上，何干娘问母亲。母亲告诉她，洋戏叫留声机，是演员灌的片子，演员不在里边。何干娘说的戏，大概是《二进宫》，是杨波、徐彦召和李艳妃的轮唱。母亲从头到尾讲了三人的唱词，讲了《二进宫》的剧情。何干娘觉得比她说的瞎话儿还好听。在乡里看戏，锣鼓家什儿一敲，胡戏儿一拉，戏子就唱起来，咿咿呀呀，也不知道唱的啥。

何干娘还从王干娘和王氏那里知道，她在山陕庙西厢房吃舍饭时，北大殿里，是区公所委托商会组织义捐，所设的临时仓房。那个帮忙记账的小伙子，就是我舅家表哥。她对母亲说：“我说呢，咋那么面熟。原来在大殿里见过。”表哥早长、早慧，十一岁就长得像个大人了。读小学六年级，还写得一笔好字。舅舅想让他早点到社会上历练，就叫他去帮助记账。又派王氏去帮助做舍饭。灾民越来越多，舍饭越来越稀，还常常喝不上。就是在那里，王氏说合了何干娘与何三伯的亲事。何干娘听说表哥才十一岁，心里难受极了：“俺西明都十三岁了，瘦小瘦小的，还像个小孩子。唉，十八年年成，在娘肚里就挨饿。正该长个儿，又赶上三十一年年成。她姑不知道把钱带回去没有，俺西明......”何干娘不敢再往下想。

何干娘忍不住把那个想法给母亲说了：“大太太，你要是不嫌弃，我想和你结拜干姊妹。”

母亲在侠义小说里读到过结拜的事，却从没有想到过自己结拜。但看到何干娘的表情，马上就答应了。怕伤了何干娘的自尊。

“那，啥时候磕头烧香？”

母亲尊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就给何干娘说：“敬神、信神要心里有神。结拜，要心里有对方。只要你心里有我，我心里有你，磕不磕头都一样。”

何干娘和母亲就成了结拜姊妹。

何干娘很喜欢，憋了半年多，一肚子心酸话，以后有地方说了。

二

春前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霜叶落迟。民国十八年，霜降已过，还没有下过霜，可秋分前后，已然无边落木，飘飘洒洒。天旱，谚语也不应验了。

临颍固厢镇田家染坊门前，楝树上，只剩下一串串黄色的楝籽儿，珠子一般，招徕一群群楝八哥儿，啾啾啾啾，边吃边唱。桐树也光秃秃的，夜宿的老鸹在地上留下一滩滩老鸹屎。偶尔从树上掉下一个大豆虫，指头粗细，看着吓人。更瘆人的是，叶子差不多落光了的的椿树枝上、树干上爬满了黑的黄的毛毛虫，孤零零的几片没落的树叶，也只剩下网状叶脉，仍然趴着两三只。

两根杉篙横搭在楝树和桐树枝杈间，与杉篙垂直，绑着几根竹竿，上面搭着在染锅里染好的土布，一条条垂下来，像电影《菊豆》里的一个场景。只是，田家染坊小，今年收成不好，生意也不好。只挂着十来条布，颜色也单调，除了黑色，就是老蓝和靛蓝。

何干娘——当时还是个一二十岁的小媳妇——看见油漆剥落的板搭门铺面房里,老板娘刚丢下碗，怯生生地说：“行行好，寻碗水喝。”

出门逃荒二十多天了,也要（讨）过多次饭，但还是有点拉不开脸。那个腼腆劲儿，人见人怜。

老板娘进屋端出来一碗白汤，倒到何干娘那已经豁了边儿的大碗里，还有不少好面绿豆面两掺儿的面条儿。何干娘喜出望外，半年多没嚐过面星儿了。起初，吃麸皮、米糠，接着，树皮、草根，茨荆、棉花叶也吃。出来前，连这些也没有了。村东头张家吃白垩土吃死了人。

一碗白汤下肚，浑身润烫烫的。何干娘不会说谢，只是说：“大嫂心好，行善积德，给儿女添福。”

给儿女添福！老板娘听了高兴，也戳疼了心事。

“家是哪儿的？“

“密县。

‘’遭灾重么？你一个人出来的？”

“夏秋没雨绝收，麦也种不上，没指望。村里饿死十来个人了。地裂缝一拃多宽，路上的埔土埋住脚。俺和男人一路儿出来。听人说，能往南走一千，不往北挪一砖。俺沿铁路线走，到这儿住下了。”何干娘年轻，机灵，出来不到一个月，和男人“一道儿”，就不说“厮跟着”，改说成“一路儿”了。

“住哪儿？”

“关帝庙神像后边。”老板娘知道，不少灾民住在庙里、祠堂里。乡里的磨坊、碾房也有人住。这些天，要饭的忒多。

“关帝庙离这儿不远，以后多过来给我搭把手烧烧锅吧。”

一个感念一饭之恩，一个怜弱惜贫。俩人竟说得很投机。后来何干娘就成了染坊的常客。帮助主人晾晒布匹，捶布、叠布，烧火，干杂活。

为了解（民国）十八年年成，我从地方志馆查阅了相关资料。

《宝鸡县志》载：民国十八年，亢旱十二个月，禾苗枯死，颗粒无收，粮价飞涨，灾民易子而食。........渭水涸竭，车马通行。亩地换小麦一斗，草根树皮，食之殆尽。灾民拆房卖地，鬻妻卖子，换粮糊口。壮者外逃求生，弱者坐以待毙。乞讨者甚多，饿殍遍野。

我未查到《密县县志》，但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即至年，北方八省大旱，关中最烈。河南密县亦在其中。

“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说错了，就当没说。我有个小叔子，你也见过的，厚实实的，人实诚些，可也不傻。你要是不嫌弃，给我当兄弟媳妇吧？”一天，很突然，老板娘对何干娘说。

一句话说得何干娘脸红到脖子跟儿,心想：俺有男人，咋能说嫁就嫁呢。男人话不多，可也知道疼俺。成亲一年多，从没打过俺。

“不愿意就算了，看把你羞的。”见何干娘不说话，老板娘赶紧改口。

晚上回到庙里，何干娘当玩话说给男人。男人听了没吭声。第二天，男人说：“走，去染坊。”何干娘急了，人家也就是说说，能去不依人家？男人拉着何干娘，不容分说就走。

“我愿意，让她留这儿吧。”

“你俩商量好了？这年头，各逃性命吧。你放心，我不会亏待她。”

老板娘给男人点儿钱，男人迟疑一下，手抖着接过钱，扭头就走。

怨、恨、伤心、心疼。何干娘自言自语：“你连回头看我一眼都没有，就那么狠心？一年多的夫妻，就没有一点情份？到底我卖了多少钱，你也不数一下，也不搞搞价儿？家里还有三个老人呢。早知道你这样，今儿早我就该把这条囫囵点的裤子换给你穿。我不是给你说，我兴许是有喜了？你.........”

何干娘成了田家老二媳妇。

半年后，何干娘生了一个胖小子。

“老二家早产了。七成八不成，俺侄儿命大。”大伯、大娘对邻居说。

“你放心，他就是咱田家的亲骨肉。”大伯、大娘对何干娘说。

田二柱傻呵呵地当爹，何干娘乐呵呵地当娘。男耕女织，春种秋收。大伯大娘经营着染坊，一家五口，日子过得滋滋润润。美中不足，哥嫂两口儿小四十儿年纪，一直没有生养。年景不好，抱养个孩子，本也花不了几个钱，可心里总有点隔。这下好了，明面儿上，何干娘总算是在田家生的孩子。大伯给侄子起名叫田西明。何干娘肚子争气，第三年，就又生了个儿子，叫西海。

苦日子难捱，好日子过得快。说话不及三四年过去了。田二柱到底是缺个心眼儿，竟跟着村里人去卖壮丁。人家卖了，偷跑回来，再卖。二柱那个实诚样儿，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日子还得过。帮哥嫂打理染坊，还种着乡间的几亩田。好在，哥嫂思念弟弟，更加疼爱弟媳和两个侄儿。男人不在，好像天也没有塌下来。可年轻守寡，多晚儿是个头呢？一天一天熬下去，几年过去了。

民国三十一年，河南大旱。我在省地方志馆查到《河南灾情实况》，这样记载：田园龟裂，赤地千里，二麦颗粒无收，秋苗悉数枯死。于时，树叶草根，聊以充饥，腐木细泥，亦用果腹。灾民因饥饿难忍而服毒者、缢死者、自刎者，甚至杀儿以求一饱者，所在多有，司空见惯，同时无主弃婴，到处可见，音若泣声，到处可闻。死尸横野，无人收埋，鬼哭神嚎，无殊地狱，阴森凄惨，绝异人寰。

临颍，这块十八年年成曾经收留过灾民的福地，三十一年，自己的子民也也加入了逃荒的行列。

田家，薄田绝收，染坊关门。存粮伴着糠菜撑过了一年，眼看着缸里高粱见底儿，仨大人俩小孩，五张嘴，不能都在家等死呀。何干娘想带孩子出去逃荒。大伯子说：“韩姑娘，二柱一走就没影了，撇下你娘儿仨，我也没本事养活你们。按说，你带孩子出去寻条活路，我不该拦你。可你知道，咱田家就这俩小孩——他大伯真没把西明当外姓——，你把孩子留下，我和你嫂子有口吃的，绝不叫孩子挨饿。等灾荒过去，你再回来。你看行不？”何干娘还能说啥？只好一人出门逃荒，省下几颗粮食叫家里大人孩子多撑几天。

后来何干娘经常给我们说起与孩子生离死别,撕心裂肺的场面，说得多了，也就不太伤心了，平静得像讲别人家的故事：“出门儿那天清早，我给西明掖掖被子，脸对着脸亲亲西海，泪珠落在他小脸儿上，他还用小手拨拉一下脸。要不是约好一起走的本家小姑子，在门外催我，我真狠不下心，死就死在一起吧。就这样，我撇下孩子，一人出来逃命了。听说，我老家密县灾情比这儿还重。””“

"我真傻，千不该万不该撇下孩子，真不如一起死了算了。”

《豫灾实录》载:河南一百拾县（连沦陷县份在内），..........灾情轻重,兹以河流来别，临黄河与伏牛山地带为最重，洪河、汝河及洛河流域次之，唐河、淮河流域又次之。

能往南走一千，不往北挪一砖。何干娘记住这话，跟人家一起往西南逃荒到南阳，在赊店儿（赊旗镇）山陕庙厢房里住了下来。千里姻缘一线牵，就遇到了何三伯。

三

一个女人领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找上门来。何干娘一把拉到怀里哭了起来。“西明，西明”地叫着。女人是西明的本家姑姑，就是她同何干娘一起出来逃荒，又把何干娘给她的钱捎回去的。临颍的旱情继续蔓延，秋庄稼都种不上，又过了一场蚂蚱，把稀稀疏疏的一点绿色，啃成灰色，都吃光了。人们一点念想都没有了，固厢已经饿死了十几个人。西明大伯大娘只好把西海送了人，又托她带西明出来找何干娘。何干娘又喜欢，又心酸，更多的是发愁。大凡人都喜欢?现成，唯独不喜欢?受现成的儿子。何氏要是不答应叫西明留下来，咋办？

何干娘的担心是多余的。何三伯不嫌弃西明，手把手地教他学手艺。编篓子、纳拍子、打草鞋、织蓑衣，明哥一学就会。子肖其父，明哥也是口拙手巧脾气倔。

“叫西明跟着老九老十到学校念书吧。”父亲对何三伯说。

“那哪儿成呢？他吃闲饭，东家不说啥儿，我就——”

“啥也别说了，开学就叫他去上。”父亲打断了何三伯还要说下去的话。

母亲为明哥准备了书包、石板、铅笔一应文具。

明哥明眉大眼，黄白色的皮肤，一个单薄的瘦弱少年。说一口临颍土话，惹得同学讥笑、嘲弄;小时候害耳根儿底儿，耳朵有点聋。一聋三分傻;十几岁了，从一年级上起，更显得不入群儿。学，上了三天，明哥死活也不再去上。搁现在填学历，也算是小学肄业了。明哥情愿在家跟着何三伯学手艺，干杂活。和何三伯一样，明哥一辈子也不会写“田西明”“、”“何西明”，更不知道自己的生父姓什么。

有明哥在身旁，何干娘安心住下了，何三伯不再担心了。何干娘一年三百六十天，从早到晚不施闲儿。纺花织布、缝补浆洗、养猫养狗、养鸡养鸭（洋扁嘴儿,下蛋很勤，一只鸭一个月能下蛋二十八九枚），每年春天，还要养几蓆春蚕。蚕长到四眠，一天要吃好多桑叶，在旁边，能听到唰唰唰唰一片声响。下雨天，害得何三伯披着蓑衣出去打桑叶。何干娘还教我母亲和二婶用橡子壳土法染布。麦天，何干娘领我们去拾麦，回来搓搓、捶捶、扬扬，拿到果园换水果，半升麦能换一份（份，量词，个，读四声，不儿化）苹果。有一天，何干娘带我在河上洗衣服，突然有人说日本人来了，何干娘一把把我的蓝底儿红花儿夹袄脱掉，翻过来给我穿上，花夹袄变成了黑夹袄。事后我才知道，那是怕被人误认我是小女孩惹麻烦。

何干娘记性好，悟性高。她自己说瞎话儿，生动有趣。她也爱听我母亲讲故事。母亲讲《再生缘》、《十粒金丹》、《济公传》、《封神榜》、《东周列国志》，她都听得津津有味，还能大段大段的说给别人听。她喜欢故事的彰善瘅恶，主慈仆忠，劝忠劝孝，庄谐并作，逸趣横生。母亲教我读《三字经》、《四言杂字》，她跟着听，能讲“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能背“油盐酱醋，蒸酒烧黄，葱韭芥蒜，山药藕姜”。有一次，她对母亲说，俺也认得男字和女字。原来，在田家染坊，她识得了田字，有人告诉她，在田间出力是男人，她就知道了男字，至于女字，她双臂平伸在胸前，双膝朝外分开，做一个下蹲动作，说，这不是女字吗？逗得大家捧腹大笑。都说，何嫂进城去，不会进错厕所了。何干娘还真是又进过几次城，母亲回娘家，何干娘总要求同去。一次，她带我在街上玩，一个要饭的突然把我手上的馍抢走了，邻居帮忙捉住了他，他赶快往馍上吐唾沫，邻居要打他，何干娘说，算了，他也是饿极了。说着把她手里的半块馍也给了那个要饭的。

我家成年男人吃饭在前院客房，女眷在后院堂屋当门儿。一天，七婶不在家，没了避讳，二叔也在后院用餐。二叔坐在平时我坐的一条疤瘌头板凳上，我要坐，他逗我,偏不起来，我不依，他不让。二婶说，看小犟筋能不能斗过老犟筋。我哭闹着往板凳上挤，惹恼了二叔，他伸手打我一巴掌，屁股上立马起了几个指头印。何干娘赶紧把我拉走，怕我再挨打。二叔走了，二婶也觉得没趣，讪讪地说：“没见过他那样红头牛（我家乡读ou），跟小孩一般见识。”事后，何干娘伸出两根指头，愤愤地埋怨母亲说：“二点子也太狠了，竟下得去手！大太太，你咋也不吭气儿？”母亲说：“书义太拗了，管教管教也好。再说我也不好护短。”二婶爱和小叔子们开玩笑，说到七叔，就把拇指食指中指捏在一起，那是七的手语，口语是七捏子。说到八叔，就把拇指食指叉开，叫做八叉子。说到九叔，则把食指弯曲，叫做九钩子。说到十叔，则紧握拳头，叫做十（石）头子。或者把子字去掉，加以儿化，叫做七捏儿、八叉儿、九钩儿、十(石）头儿。二婶不知道，人们也把二叔叫做二点子。何干娘也跟着叫。被何三伯听见了，狠狠地嚷了何干娘一顿，说何干娘没大没小。何干娘不反驳，只是嘀嘀嘀嘀笑，过后仍然没大没小。其实，所谓九钩儿、石头儿者，虽是戏称、谑称，但更是昵称，爱称。本无涉大小尊卑的。奶奶去世早，十叔和明哥同年，只比哥哥大三岁，八叔九叔十叔早把何干娘同我母亲、二婶一样对待，尊为长嫂了。十叔出疹子，母亲照顾不过来，为了避风，是何干娘陪伴十叔一个月不出门，吃喝拉撒何干娘全包。何干娘成了我家的重要一员。

一九四七年，宛东解放。

何三伯一家单独起伙，离开我家。结算工钱时，何三伯说：“我一个人干活，仨人吃饭，我还亏欠东家呢。”父亲说：“就算何嫂娘俩吃饭没饭钱，干活没工钱，你的工钱也要给你。”争执结果，何三伯只要几斗眼下吃的粮食，接受了二亩唐河边的黄沙土地，还说是“先替东家种着”。

“要不是时局不好，我永远不离开东家。还是王嫂有福。”何三伯说着，已是眼泪丝丝。

王嫂就是我舅家女佣王干娘，抗战胜利后，舅家迁回郑州，王干娘选择了同往。何三伯何干娘很是羡慕。王干娘在我舅家几十年，我姥姥、舅舅、舅母先后去世，王干娘又悉心照料我表哥表嫂和下一代孩子们。是我表哥表弟为她送了终，享年九十五岁。

我家迁回到赊旗镇。何三伯一家在陈庄儿种田。

父亲跟人学着到砖瓦窑上批发瓦缸、瓦盆，走村串巷,挑担零卖，以为生计。一天中午，在陈庄南边大路旁桐树阴凉儿下，放下担子歇脚乘凉。看见不远处一个妇女在田间劳作。噢，是何嫂。何嫂在给棉花打杈儿、打顶儿，顺便摘下那争先绽桃儿吐絮的头喷儿花。青青的棵子雪绒绒的花，绿海碧波中，何嫂腰系蓝色印花裙，双手灵动，身姿婀娜，仿佛是在跳采茶扑蝶舞。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父亲默诵者。何嫂原来这样美！

何干娘抬头看见父亲，“那不是他大叔吗？”如今，不兴叫大掌柜，何干娘改口叫他大叔。倒也亲切得体。

明哥在另一块地翻红术秧，赶紧过来,挑上父亲的担子，不容分说就往家走。

何三伯在门前一块平地上磕芝麻，见到父亲，愣怔一下，笑笑，“大掌柜咋来了？”他还是改不了口，还叫大掌柜。往屋里让，看看没处下脚，尴尬间，何干娘已经用铜盆端出大半盆清水，“就坐在外头阴凉儿里吧，先洗洗，凉快。”

这是两间空山草房，当门儿一个連锅灶，不用说是何三伯盘的，何三伯盘的灶好烧，火旺，省柴火。靠北墙，透过箔篱儿，依稀可见的窄床，应该是明哥的。箔篱儿外，土垒的供桌上供奉着老灶爷。供桌和灶台间，挤着一个构木案板，堆放着菜刀、擀杖、油瓶、盐罐。土墙的窗窑儿里塞着一盏油灯，积满厚厚的油腻。正当门儿，还放着一架纺花车儿。一帘半截儿印花门帘遮住了里间，难以一窥堂奥。但也约略想象得出：一张床是少不了的，那口旧板箱也应该在里间，盛粮食的盆盆罐罐呢？........,里间，想必也是逼仄得很。

何三伯腾腾挪挪，难为他在宽可盈尺，长不足二尺的案板上，麻利地擀出一堆面条。何干娘烧锅，前锅炒了一碗韭菜鸡蛋，后锅热水舀到前锅，不一会，下好了一缸盆捞面，快起锅时下锅的苋菜，仍然青丝丝的。伴上油盐米醋和蒜汁儿。“啪，啪”几声，何三伯又拍了几根嫩黄瓜，伴上明哥刚从园里掐的荆芥。淋上芝麻酱，黄瓜酥脆，面条喷香。父亲又累又饿，简直是狼吞虎咽。那边，用白汤熬的红薯干包谷糁也熬好了。父亲知道，这才是大家饭。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农家吃饭拉家常，不离主题“话桑麻”。说到收成，何干娘兴致高，明哥也不时插话。俗话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zhuo）咱咋着。”何三伯学农活上心，还活学活用，有所创新。他学会棉花整枝、打杈儿、打顶儿。去年种芝麻，他不知道农谚“重茬儿圪奄（蔫）露茬儿死”的道理，就不敢种重茬儿和露茬儿，但他种稀不种稠，又给芝麻打顶儿。别人笑话他，说“没听说过芝麻打顶”，他笑笑。结果，他的芝麻透风，杆儿粗，离地四寸就结芝麻蒴儿，因为打顶儿，上边的芝麻蒴儿也颗颗饱满，六分地收了六七十斤。今年，陈庄种芝麻也都学着他打顶了。他说，那和棉花打顶一个理儿。他种一亩半小麦，打了一装儿（量词，一布袋，六斗，约斤。布袋，用帆布缝制，结实耐用，专用做装粮食）麦。“七疙瘩，八疙瘩，一亩地，十斤花”，当时各种庄稼产量都很低，他种一亩棉花能摘二十多斤。

父亲很喜欢：“那就够吃够用啦。”

何干娘的脸色突然晴转阴，“哎！”，又马上说“够吃，够吃。我刚才舀出来一碗白汤，冷凉了，你喝吧。”

父亲的瓦缸、瓦盆一会儿就差不多卖完了，多是被我家原来的佃户和熟人买去。父亲知道，不少是为了照顾自己。剩下的一个斗盆、二号盆、两个四号盆，何干娘都要留下，父亲说我自己还要用。何干娘把换来的粮食分装在斗盆和布袋里，配成一担，明哥挑着送父亲。

“你大咋不说话？”何三伯虽然本就不爱说话，可今天只说了一句。父亲觉出了什么。

“土改分地，他不要，说不是自己的。人家说他老顽固，落后分子。村里开会，他总不去。除了上地干活，就在家纳锅拍、扎扫帚。话越来越少。我娘问他是哪儿不舒坦，他摇摇头。”明哥不无忧虑地说。

“那，日子过得去吗？”

“村里卖余粮，没完成指标。有人说，他打的粮食多，还得卖。非叫他去开会，他不去。家里也真没有余粮了，我去也不顶用。”

“那咋办？”

“不知道。”

父亲回到家，发现斗盆里还埋着五个鹅蛋。父亲再也不敢去陈庄卖东西。

陈庄离镇上十二里地，何干娘一双小脚，每隔月而四时，总要来我家一趟,说是回娘家。有时是明哥来，都不空手儿，送些拍子、刷子、笤帚或包谷棒儿、豌豆角等鲜物。

卖余粮的事儿还没有完。何三伯必须去开会，自报和分派相结合。有一次，张宪山咬死说没有粮食，再也不往上报。说罢就不再开口。干部说他耍死猪，对抗政府，把他捆起来吊到房梁上，有一顿饭功夫，才放下来。何三伯胆小，虽然知道宪山是中农，自己是雇农，不会捆自己，还是吓得不轻。天快明时，回到家，何干娘看着何三伯转颜失色，一脸惊恐。从那儿以后，何三伯更是门也不出，话也不说，只在家里埋头干活。

那时，人们没听说过什么抑郁症。

何三伯的病越来越重，挺到互助组，合作化，他终于没有熬过来，撇下何干娘明哥娘儿俩，一个人走了。

中年丧夫，何干娘悲痛欲绝，痛定思痛，又陷入深深的自责中：难道真是我颧骨高，命硬尅夫？可我没干过对不起人的事呀，因果报应到我这儿咋就不灵了呢？

何干娘和明哥相依为命，继续挣扎着熬日子。

一九五五年，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废除工资分（供给制），实行货币工资制。部队实行军衔制。我在人民银行工作的姐姐，和在部队工作的哥哥，就有能力往家寄钱供应我和妹妹上学了。我家经济状况明显改善。母亲积攒下三十八块钱，以何明的名义办了个存折。对何干娘说：“原想，给你二亩地，你们三口人好有个指靠。谁知后来土改，你们本来就能分到地。算是没给你。一直欠着你这么多年。现在三哥不在了，你俩不容易。我把它折合成钱，存到银行里，这是存折，你保存好。要花钱时到银行去取。”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折算的，三十八，有整有零。何干娘说：“当时给二亩地，他三伯就说太多，就没打算真要。谁也没长前后眼。都是过去的事了。再说，要说欠，也是官中欠，你们分家了，咋能叫你一家还？这个钱我说啥也不能要。”在母亲的坚持下，何干娘才把存折揣在内衣口袋里。反正不是现钱，就是个小本本，何干娘想，它就能当钱呀？

在陈庄，何干娘是外来户，孤单。队长派活，总给明哥派重活。明哥不善交往，也没有什么朋友，日子过得憋屈。就产生了回临颍的念头。可是，这大几百里地，对明哥来说，几乎是不可逾越的。路上得走好几天，没有粮票，更开不来出门儿的证明。

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看见当门儿放着一嘟噜红薯，知道一定是何干娘来了。何干娘说，这是胜利壹佰号，刚刨的，不甜，但和本地红薯一样，乾面，产量高又没有须。今年雨水调润，大个的有人头大小，我拿不动，只拿了一棵小一点的，我知道书义好吃红薯。

我进屋看书去了，何干娘继续和母亲说话。我断断续续地听到，“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一年上缸（纲），三年过江”、“天上没有玉皇，海里没有龙王”.........这些都是我熟悉的，大办水利，挖水库，修水渠，一首民歌是，“天上没有玉皇，海里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战天斗地，气势雄伟。“一年上纲，三年过江”，指的是“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何干娘心目中只有具象“水缸”，对于相对抽象的“纲要”，则不甚了了。但也清楚“四、五、八”，就是黄河以北亩产要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要达到五百斤，淮河以南达到八百斤。长江以南要超过千斤。所以，江南要种三季稻，北方要保证麦秋两季，不准留春地。麦还未成熟，就在麦垄里套种棉花。农业贯彻“八字宪法”：水、土、种、肥、密、保、工、管。说话间，何干娘满脸的憧憬。憧憬那“小陈庄，赛江南，大米干饭浇鱼汤，筷子一抿嘴一张。”更憧憬着马上就要吃食堂，吃饭不要钱。那时，镇上的饭店都叫食堂，磁器街有“国营第一食堂”和“国营第二食堂“。食堂里也只有大众菜，炸油条，杂烩汤。但就是这大众菜，农民也只能看着流口水，没有几个人吃过的。所以，听说将来能吃食堂，能喝杂烩汤，那是兴奋莫名的

那时,我读高二，正是幻想恣肆的年龄。总路线，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十五年赶英超美，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将来。比何干娘，我更是憧憬着一切美好。

农业形势喜人，到处放高产卫星。一次，明哥来我家，说起小麦亩产几千斤，明哥只是笑，不相信，也不和我争辩。我想，明哥不是何三伯亲生，咋恁随何三伯呢，也是顽固保守。真是“习相近，性相远”啊。明明报上说，各地不断突破高产纪录，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县先锋农业社小麦亩产斤。7月25日报道，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早稻亩产斤。而且这些记录还不断被突破，截止到9月5日的公开报道，小麦亩产最高的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斤，早稻亩产最高的是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斤。明哥不看报不学习，不知道钱学森从太阳能利用率的角度已经证明了高产的可能性。这卫星漫天飞舞，交相映辉的奇伟、雄浑、壮观的形势,是明哥不可能理解的。

只要解放思想就无往而不胜，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但是，肥皂泡很快破灭了。何干娘吃上了食堂饭，可没有喝上杂烩汤。红薯可量吃，包谷糁随便喝的日子也只坚持了两个月。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既然产那么多粮食，就可以多征购了。于是层层下达征购指标，下边为了争上游，比先进，又层层加码。最后苦了生产队干部。他们最知道，仓满库盈是假象，那是应付上级检查和同级参观做出来的。他们要面对食堂无米下锅，村民嗷嗷待哺的现实，自己和家人也要吃饭。

何干娘瘦了。不到五十岁，拖着疲惫的身子，俨然一个小老太婆。颧骨也更加突出。这次是空着手来我家。何干娘说，大干一冬，苦干一春，麦忙天喝的稀溜溜。劳力吃三顿，妇女小孩吃两顿。光知道饿，饿，饿。

“你记得秦小奔儿吧？他媳妇坐月子也没得吃，没有奶。生下个妞，不到四斤重。她奶用烧红薯把她喂到五个月，去年冬天，小奔儿媳妇上水利工地，婆婆瞎瞎叉叉，在家看小孩，没有看好，把个小妞连冻带饿给糟蹋死了，还叫老鼠給脚趾头咬烂，啃得露着骨头。寒碜人。”何干娘说着，眼圈红了。

秦小奔儿原来是我家佃户，57年生头生儿，是个妞。后来我在一中教学，这妞正好分在我那班，来报名时，她说是陈庄儿的，她叫我王叔。我问她姊妹几个，她说就她一个，59年一个小妹妹夭折了，以后她妈再也没有生。她奶也死了。我不禁黯然。

何干娘还说，“潘庄儿的茹先生，每从食堂打回饭，就把他三岁的小妞拴在门槛儿上，怕她与奶奶争吃的。”

茹先生原来在一中教英语，57年被打成右派。他高大富态，重下巴，面白唇红。为人温和厚道。没教过我，但曾经为我班监过考。那是初中一年级下学期的中考，茹老师把试题抄写在黑板上。记得有一句是“TheSunrisesintheeast.”茹老师写的是斜体，我们学的是圆体。同学们看不懂，茹老师不厌其烦地念给我们听，他那语调也和我们的不同，有同学小声窃笑，他也不恼，继续耐心解释。茹老师对学生如此宽容，真想不到对自己女儿能如此狠心！

何干娘说,“大会小会反潘阎王，其实潘阎王是好人，说的都是实话”。我开始没听懂，后来差点笑出泪来。那是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和省委另外两个领导杨珏、王廷栋，合在一起称潘杨王，竟然被说成潘阎王。当时，我班正在排练活报剧，配合批判潘杨王右倾分子，班长党祥林画上白脸奸臣脸谱，扮演潘复生。记得批判他们的内容，主要是“大社化小社”、“牲口分槽喂养”、“退社自由”、“散布生产悲观论”等。

我打断何干娘，说：“明哥不是牛把儿吗?我听说在牛屋有个方便，能偷偷拿回家点牛料。”谁知何干娘怫然变色，像是受到了侮辱，说：“你何干娘五十岁了，遭过两个年成，也没有偷过人家一个粮食籽儿。再说，人没吃的，牛也只有草吃，哪有多少料？就是拿回去一把黑豆，也没有锅，只能在铁锨上炒炒，还不敢叫干部看见屋里冒烟。牛瘦的剩一副骨头架子，你明哥心疼牛像心疼孩子一样。”我知道说错了话，不敢再接话茬儿。

母亲对何干娘从同情怜悯，到姊妹深情，现在，更多了一份敬重。

何干娘说的饿，饿，饿，很快传染到我们学校。我已经留校教书了，教师粮食供应指标每月27斤，实际连25斤也吃不到。也是整天感到饿，饿，饿。学生从生产队拿不来粮食，教师分头下乡要粮。我被分到桥头公社郭楼村，一天交一斤粮票，四角钱，午饭、晚饭和第二天早饭，生产队每顿饭都是给我一捧饼（榨油时的油渣）和一碗开水。当然也没有讨来粮食。只有很少几个老师要来了一点儿。学校要求与学生共甘苦，入学生食堂。虽然按27斤发饭票，但吃到的更少。饭票分主食副食，主食票的最小单位是半两。三两一个的红薯面馒头小得可怜，大家戏称为黑桃A。炊事员往笼格里摆馍，学生说是在下棋--------馍像棋子儿一样。一两一碗的玉米糁稀饭，学生说是“对面笑”，------稀得照见人影。印象最深的是一大碗菜汤，里边只有两根一拃多长的红薯杆儿，杆儿上带着几片红薯叶儿。生物教师上官杏丽，把那黑褐色的汤倒掉了。在全体教师会上，对她进行辩论。历史教师王霭蔓取下老花眼镜，发言：“汤乃菜之精华，弃之可惜。上官同志出身资产阶级，不知农夫稼穑之苦，......”话没说完，团委书记杨某（姑隐其名）一声怒斥“王霭蔓，这是严肃的辩论会，不许你在这儿掉书袋子。”王老师吓得赶紧改口“哦，哦，上官同志不知公社社员劳动的艰辛，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不知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吗？”杨书记也无奈地笑了：“好，好，坐下吧。”接着大家批判上官老师曾经说过“小锅饭好吃”，是对大办食堂不满，对粮食政策不满。说她在图书馆借阅过有关辞职政策的书，是革命意志衰退，怕艰苦，想辞职，辜负了党对她的培养........。学生中还流传着许多农村食堂的顺口溜，比如“娃儿，娃儿，你快长，长大当个伙食长，能多吃，能多占，还能给老子拿回二斤面。”.......。师生都饿，好多得了浮肿病，小腿一按一个坑，眼皮也水肿。学校停了体育课、早操和课间操。也不断听到农村饿死人的事。我很担心何干娘。

真是怕处有鬼。明哥来了，一进屋，母亲看到明哥鞋上张了毛边白布，心里咯噔一下。明哥已经蹲在地上,抽抽搭搭说不出话。

“你娘——啥时候走的？”

“初六。”

“哦，刚过头七。”

“上次来，只是瘦点儿。咋就——？”

明哥又哭得说不出话了。断断续续，我们听出个大概。

半年前，何干娘来过一次，说食堂隔三差五地断顿儿停火，明哥饿得躺在床上，像长虫儿（蛇）一样。她掏出存折，问母亲是否管用，能不能取点钱买点吃的。母亲说，“管用是管用，可没有东西卖呀。”当时，赊店酒厂用糟子（酿酒后剩下的高粱壳）制一种饼干，粗糙辣嗓子，那颜色，却酷似巧克力饼干。我托人买来二斤，吃了一些，母亲把剩下的都给了何干娘。又从街上买来一小捆儿韭菜，何干娘拿回去,很得济，支撑了几天。可食堂断顿儿更勤了，以后咋办呢？

何干娘决定出去逃荒。

“能往南走一千，不往北挪一砖”，何干娘牢记经验，而且，在我家几年，她还知道了郑州、汉口、南阳、襄阳、樊城、老河口等的大致方位。何干娘带着明哥，打算走平高台、红泥湾，扒车去南阳，下湖北。目标明确，路线合理。可是......

还没走到平高台，就碰到了民兵。

“哪个公社的？”

“城郊。”

“哪个大队？”

“马庄大队陈庄村。”

“啥成分？”

“贫农。”

“贫农咋还跟着瞎捣乱，给社会主义抹黑！回去回去，以后再逮住，捆回去交大队辩论你！”

明哥吓得不敢吭声，何干娘说好话儿求情放行，谁知越说越犯忌，“破坏食堂”””、“污蔑大好形势”等等，帽子越扣越大。

娘俩跌跌撞撞往家走，趟过村边的小河，明哥一头栽倒在沙滩上。幸亏离家不远，邻居帮助扶明哥坐起来，歇一会，回到家，明哥就卧床了。

“人挪活，树挪死”，不叫出去逃荒，不是只有等死吗？何干娘信念坍塌了。一下子老了许多。想想这一辈子，两次从死里逃出活命，这一次，恐怕......，唉，死了也就算了。可是，西明那个样子，又聋又倔，他咋办呢？

何干娘去地里捡大雁屎，回家在铁锨上焙焙，给明哥吃。自己有时在地里薅把麦苗嚼嚼咽下去。偶尔能抢到一块发过芽的红薯母，更是喜欢得不得了。哪一天食堂开饭，何干娘用瓦罐儿打回去，尽着明哥吃。明哥在床上糊糊涂涂吃了，也不知道娘吃了多少。

明哥慢慢能下床了。何干娘却起不来了。而且，再也没有起来。何干娘没有病。油干灯灭，也算是无疾而终。享年五十一岁（？）。

关于60年前后三年的饥荒，我也查了一些资料。

中共党史第二卷记载：“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年全国总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万。”著名中共党史专家丛进撰写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认为，“从年至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在四千万左右。”

何干娘就是这万，或万，或.......千万中的一个。何干娘，安息吧。

明哥打着自己的头，哭着说，“大婶，我不孝顺啊，我糊涂啊，我没本事啊，我......”

母亲不知道怎样安慰明哥，只有叹气，陪着落泪。

“你娘走时候，有啥交代？”

明哥摇摇头，“像是喊我弟，海。没有听清。”

四

“知了,知了......”，大树被砍光了,蝉们无枝可依，只好屈居在坑边一人多高的柳树条上，尽职地鸣叫着，声嘶力竭。

明哥戴着凉帽（用术术篾编制，尖顶，用来遮阳遮雨），背着一个蓝棉布小包袱，在街上东张西望，走走停停。眼前的一切，陌生好像又熟悉。是，就是这儿。大桐树没有了，树墩上长出两棵小桐树，已有碗口粗，树叶像芭蕉扇那么大。楝树根上也长出一丛小树，鸡蛋粗细，争着往上长。那棵椿树，只留下一个大树坑，里边堆满了垃圾。我家的染坊招牌呢？那板搭门铺面房呢？怎么变成了土产门市部？两边墙上用石灰刷的大幅标语，依稀可见“一零七零”字样，明哥不认识，可也面熟。标语后小一点的字是“印染厂宣”。明哥糊涂了，我咋找不着家了？看到门市部里坐着一个姑娘，就搭讪着上前，怯怯地问：“同志，这儿不是田家染坊吗？”姑娘头也不抬：“啥染坊？牌子上不是明明写着供销社吗？。”明哥再问，姑娘就不搭腔了。离家十八年，就在家门口，竟连一个熟人也没碰到。明哥心慌意乱，咋办呢？

年暑假，我去新乡师院学习半导体，顺便带着明哥，乘汽车到许昌。买好去临颍的车票，送他上车。谁知到了固厢，明哥还是找不到家。

明哥摸索着去到大田村。童年主要在染坊度过，老家大田村却不熟悉。转悠半晌，总算找到一个没出五服的本家叔叔，明哥叫五叔，他没成过家，单身一人，一夏天住在瓜庵里，给队里看瓜。

走近瓜庵，看见一个老汉儿在摘豆角，明哥十来年的憋屈，娘死后一年多的孤苦无依，一下子涌上心头。

“五叔！”明哥哽咽着。“我是明啊。”

五叔没认出来。当终于知道站在眼前的是侄子西明，知道了何干娘已经去世，五叔唏嘘不已：“二嫂多好的一个人啊，我记得她好像比我还小一岁呢。”

“你大伯、大娘也是前年走的。年头年尾，隔半年多。”

“54年，染坊公私合营，后来叫固厢镇印染厂。你大伯先还在厂里做事儿。你大伯成分高（我想他应该是小业主或小土地出租成分），58年，他们下乡回来了。印染厂也散了，现在是供销社门市部。”

夜里，明哥铺张草席，睡在瓜庵外。星垂平野阔，晴空万里，一望无际。明哥忽然想起儿歌“天没边儿，地没沿儿，老和尚没有头发辫儿。”那么，阴间在哪儿？该是比天边儿更远吧。明个想不明白。蛐蛐儿蝼蛄，浅唱低吟，和着五叔均匀的鼾声。恍惚间，明哥仿佛回到了童年，娘在讲牛郎织女，讲“天河南北，小孩不跟娘睡”，大娘在给明哥弟兄俩破谜,“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钉”。......

突然，五叔扔过来一条被单儿:“后半夜，湿气重，搭着肚子。”说罢，又响起了鼾声。明哥这才发现，真有点凉了。盖上单子，明哥还是睡不着。

“明啊，快睡吧。别太难受了。他们罪受到头了，去那边享福去了。”五叔接着说“大哥，大嫂，二嫂，您姊妹仨放心吧，明和海俩孩子，都全毛全翅回来了。您就安安心心在那边过日子吧。”

西海在养父家长大，大办钢铁时，到渑池县钢铁厂当了工人。想念这里的大伯大娘，艰难地往家写封信，也没有投递，干脆拿着信回来看看。那是去年夏天，没有见到亲人，也是在五叔这瓜庵里住了一夜。五叔把信交给明哥，可只剩下个信封了。

明哥住了两天，还得回陈庄啊。临走前，五叔犹犹豫豫吞吞吐吐地说：

“明啊，我再给你说个事儿，你可要撑着。”

“你不是咱田家的骨肉啊。十八年年成..........”

明哥再也没想到自己的身世竟是这样。惊奇但却平静地听五叔讲下去：

“你去找你娘走后，估摸两年，你亲爹来过。他也拿不准到底有没有你，是试着来找找看。你大娘心眼儿好，心里藏不住事儿，况且这事儿从头到了，是她办的，就一五一十地全给你爹说了。还说，听说你娘俩在南阳过得还好。你爹也是个好人，他也又成了家。就没有说要找你........”

“你爹是密县人，好像你家在什么奈家集，我记不清楚。只记得他是姓奈。”

两天来，叔侄俩说了太多的伤心事儿，明哥已经麻木了。对于这个从未见过面的“亲爹”，也就是那么回事儿。明哥最亲的人,还是娘、大伯、大娘，他们都走了。

见明哥没有太过激烈的反应，五叔放心了。

“明啊，过两年再回来看看我。五叔也老了啊，不知道还能见几回面。”说着，眼圈红了。

我照着信封上的地址，给海哥写了几封信，退回了一封，其他几封都没有回音。第二年放麦假，我亲自去到渑池。58年，渑池县建了不止一个炼铁厂，很快就都解散了。工人来自四面八方，也都不知去向。我只好把寻人启事到处张贴，留下联系地址，就回来了。

“何干娘，我连这事儿也没帮明哥办成，我真没用。您白疼我了，我对不起您！”

“何干娘，没有找到海哥，我就是明哥的亲弟弟，您放心吧。”

明哥一辈子没成家，十八年后，在陈庄去世。埋在何三伯何干娘身边。

突然，我下意识地把何干娘三任丈夫的姓氏连缀在一起：，“奈----田----何”，“奈-----天-----何”？，岂奈天何！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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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无论是扭曲还是放大，都直指人心！

也许你会想到《一九四二》，我想到的是《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