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红来的工程队首次用炸药采石头，虽然事先通告了山下的西街，让他们有个防备，但还是惹出了乱子。

　　正午十二点，青石山“轰隆轰隆”一阵巨响，西街的土地就震颤了。房屋的门窗吱嘎响着，牛哞哞叫，马尥蹶子，猪拱翻了食槽，羊打着哆嗦，刹那间鸡飞狗跳的。飞溅的碎石像暴雨一样漫过公路，哗啦啦向西街涌来。爆炸腾起的浊黄烟云在半空弥漫，遮蔽了雪亮的太阳。大人“咦嗬”叫着，孩子“哎呀”嚷着，以为西街遭了雷劈，下了地狱了。

　　西街哪经过这事儿，着实被吓了一大跳。老刘家那匹皮毛像缎子一样光滑的黑马毛了，在野地转着圈狂奔，嘶鸣，把一大片草场都踏平了。不惟是黑马丢了魂儿，花啊树啊也有丢魂儿的。青石山下的几棵美人松被石块劈打得掉了碧绿的毛发，没了精神；一些蓬蓬勃勃开着的野花，它们的花蕊容纳惯了蜜蜂那软绵绵、毛茸茸的身子，哪承受得了像钉子一样扎进来的石片呢，一夜间变得容颜憔悴了。

　　不过比起宝墩的丢魂儿，马儿呀花儿呀的丢魂就算不得什么了。

　　宝墩是泽花嫂的遗腹子。五年前西街商店起了场大火，泽花嫂的男人在抢救公家财产时被烧落的门板击中，葬身火海。他最后被定为烈士，埋在了北红烈士陵园。

　　泽花嫂给她男人烧完三七，宝墩出生了。这孩子早产一个月，头发稀疏，皮肤寡黄，身条单细，软得像根面条，两岁多了才学会走路，三岁了才会叫妈，泽花嫂视若珍宝，须臾不离怀儿，他也因此比别的小孩子要经不起风雨，一声鸡叫都能吓白他的脸，三天两头就闹病。

　　青石山炸石头那天，泽花嫂早早就把门窗紧闭，和宝墩坐在炕沿上翻绳玩。翻着翻着，宝墩嚷着要喝蛋花水，泽花嫂一看墙上的挂钟，还差十分钟到十二点呢，就打开门去抱柴火，打算烧壶开水给宝墩冲蛋花。然而她才走到柴垛，爆炸声就响起来了。门大敞四开着，声音长驱直入，泽花嫂赶紧奔回屋里。一看，宝墩已被吓得掉下了炕，头磕破了，浑身抽搐，闭着眼睛，口不能言。泽花嫂吓得腿软了，赶紧抱着他往卫生所跑去。

　　卫生所只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宝墩虽小，但已是这里的“老病号”了。他们看着泽花嫂急慌慌地抱着宝墩进来，异口同声地问，又怎么了?泽花嫂说，吓着了!医生把宝墩接过来，放到病床上，先是掀了掀他的眼皮，然后又用听诊器仔细给他听过，说他心音紊乱，吃点抗惊厥的药，静养个两三天后，自会无碍。泽花嫂听后舒了一口气。医生给宝墩开了药，护士则把宝墩的外伤处置了，上了紫药水，缠了纱布，泽花嫂就抱着宝墩回家了。

　　泽花嫂的邻居是西街生产二队的队长徐金春，她听说宝墩吓着了，就过来看。徐队长火暴性子，她一进了屋子就骂：“杂种操的工程队，明天我就让人把他们赶回北红去!他妈的他们在青石山上放了一个大臭屁，把生产队的三匹好马都惊着了!”

　　徐队长屁股大，她从来不坐高凳，泽花嫂递给她一个马扎。她一手提着马扎，一手轻轻拍着躺在炕上昏睡着的宝墩，说：“你个小王八羔子，一天到晚地病，净吓唬你妈!”

　　泽花嫂说：“可不，打他出生，就没消停了磨我。”

　　徐队长说：“不是我说你，知道他胆子小，怎么不用棉花事先把他的耳朵堵起来?”

　　泽花嫂说：“我早早就把门窗关了，可宝墩要喝蛋花水，我一看时间还没到，就出去抱把柴禾，谁知——”

　　徐队长说：“人家可是十二点整放的炮啊，你看错了点儿吧?”说着，她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又看了看泽花嫂家的挂钟，叫着：“你这钟慢了快十分钟啊！”

　　“怎么可能呢。”泽花嫂说。

　　徐队长走到挂钟跟前，指着慢条斯理左右悠荡着的钟摆说：“别摆了，给人家摆丢了十分钟了!”她卸下挂钟，把背后的电池盖打开，抠出电池，把它撇到泽花嫂怀里，说：“都流脓了，你还能指望一个瘸子准点走？！”

　　泽花嫂握着那个软塌塌的电池，不停地唉声叹气。

　　宝墩睡了两天，能起炕了。泽花嫂给他蒸了鸡蛋羹，他只吃了小半碗。他眼睛没神，走路直打晃。他来到院子，呆呆地看着落在花盆上的一只黄蝴蝶。泽花嫂说：“宝墩喜欢蝴蝶呀，妈帮你捉啊。”泽花嫂伸出手，指尖刚触着蝴蝶的翅膀，空中突然传来了驴“啊呃啊呃”的叫午声，宝墩打了个寒战，“啊啊”叫着，扎到泽花嫂怀里，尿水顺着裤管流下来。泽花嫂心上颤抖着，她对自己说：“这样下去，宝墩不就完了吗?”

　　生产队受惊的马好了，可宝墩还是整天耷拉着脑袋。徐队长率领着二十多个社员，到青石山找工程队算账去。社员们扛着镐头，挎着镰刀，就像农民军起义似的，一路高喊着：“工程队滚回北红去!”徐队长一声令下，大家就把山下的帐篷拆了，将锅灶挑了，将运石头的卡车的轮胎卸下来了，将他们的行李捆起来，摞在一起。

　　工程队长是个结巴，他咧着大嘴对徐队长说：“这、石、石头、可、可是、用来、建、北红、县、县政府、用的，你、这是、破、破坏、社、社会主义、建、建设——”

　　徐队长坐在一块大青石上，挥舞着浑圆的胳膊说：“少他妈的给我戴高帽子!我还要告你们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呢!自从你们来到西街，你们偷生产队的菜吃不算，还偷了我们一头小牛犊，烤肉吃了!你知道吗，牛犊那可是贫下中农养的，你们吃牛犊，就是欺负贫下中农，比大地主还杂种，该斗争!”徐队长的话音刚落，社员们就举着农具高声呼喊：“该斗争，该斗争!”

　　工程队长带着哭腔解释说，那只牛犊是生产队喂牲口的老哑巴送的，它是个怪胎，歪脖子，少条腿，活下来也是个废物，老哑巴不忍心吃它，才给了他们。再说了，工程队收了牛犊，还给了老哑巴一个大水壶呢!

　　徐队长说：“那你们是罪上加罪了，竟敢拿公家的东西换牛犊吃，贪污犯啊!你们趁早滚吧，要不今晚我就把你们送到县政府去！”

　　工程队长苦着脸，说他们勘察了这一带的山，只有青石山的石头最好，不想撤。

　　徐队长说：“你们用锤子采石头倒也罢了，还使炸药，那他妈是对付战场上的敌人才用的玩意啊!这下好，你们炸惊了好几匹为社会主义出力的马，还把一个烈士的后代吓丢了魂儿!我不是吓唬你们，青石山里藏着白虎，你们再凿下去，动了它的老窝，丢魂的就该是你们了!”

　　围观的工人一听说青石山里有白虎，颜面改色了，他们纷纷对工程队长说，要不咱们就撤?天乾镇那里的石头其实也不错，不比西街的差，去那里采吧。工程队长早就听说过西街镇二队的生产队长徐金春不是个善碴儿，在西街，她比镇党委书记说了算，是个惹不起的主儿。他思谋了一下，觉得在这个地界儿上跟她僵上了，不会有自己的好果子吃。再说不可能在青石山动用炸药了，采石的进程慢了，还是走为上策，就下令工程队往天乾转移。

　　青石山被凿得千疮百孔的。工程队一撤离，徐队长就让社员们用沙土把大坑填平，把弯了的树扶正，把遗留的垃圾深埋了。西街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宝墩却仍不见好。徐队长揪着他的耳朵说：“为了你这小人儿，我把工程队都赶出西街了，你再不好，可对不住我了!”

　　宝墩却老是睡不醒的样子。泽花嫂给他煮了松枝水，据说它能提神醒脑，可宝墩喝了后，还是混混沌沌的。徐队长说：“他这次魂儿丢得远了，得让来喜家的给他叫魂了。”

　　来喜家的是西街有名的招魂婆。但凡通灵的人，总有点异相。来喜家的罗圈腿，粗腰，大脑袋，短脖子。她的脸是扁的，眼睛不大，但嘴巴出奇的大，一笑露出紫色的牙床。她不爱卫生，头发不洗，乱蓬蓬披散着，衣裳满是油渍和汗渍，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她喜欢抽旱烟，长长的指甲被熏染得焦黄焦黄的。生产队开大会的时候，她最爱做的事情就是脱下衣裳捉虱子。她把虱子放在指甲上，一边“咯嘣咯嘣”地挤死它们，一边咬牙切齿地说：“我正法了你们!”惹得社员们笑声四起。

　　来喜家的给无数小孩子招过魂，她招魂的法器是三枚邮票。这邮票新的不行，一定是用过的，扣着邮戳。而且非关里的不可。如果是来自山海关以外的邮票，她会说这样的邮票不灵验，看都不看一眼。那些家里有小孩子的女人，平素习惯攒邮票，以备不测。她们为了获得邮票，见到邮递员来到西街，都异常地亲热。然而此地人与外界联络少，有联络的，也多是东三省以里的，所以招魂票并不好求。

　　宝墩被招过三次魂儿了，泽花嫂攒的邮票大都用光，只剩下一枚了。她就走街串巷地讨要邮票。在北头的林子发家，她终于得到了一张来自湖南湘潭的邮票。这信是他侄子前年写来的，报告林子发的哥哥病故的消息。西街人记得，林子发接到这封报丧的信时，正在挑水。他看完信，把它揣进怀里，也不哭，只是说胸里起了火了，要灭火，趴在水桶旁“咕咚咕咚”地把满桶水都喝光了。喝完，他撇下扁担和水桶，蹒跚着朝家走去。一进院门，他就对剁猪食的老婆说，往后再也不会有人给咱邮红辣椒吃了!说完，这才跺着脚哭出声来。林子发的哥哥在世时，逢到过年时，会给他寄来一箱通红的干辣椒。

　　泽花嫂能把这样一枚对林子发来说有纪念意义的邮票讨到手，她满怀感激。当她看到林子发颤抖着手，用剪子把它从信上铰下来时，她的眼睛湿了，一再感谢着。林子发说：“宝墩的魂儿要紧，你拿去用吧。”

　　只差一张邮票了。泽花嫂几乎踏遍了西街所有人家的门槛，却再也找不到相称的了，绝望中，她忽然想起了小白蜡。

　　小白蜡是西街人给下放改造的张以菡起的外号。她四十多岁，中等个，长脖子，瘦脸，短发。她平素喜欢仰着头，绷着脸，见人很少说话。她的五官搭配得很谐调，每一处都像一颗小星星：眼睛不大，鼻子不大，嘴巴和鼻子也不大，整张脸给人一种闪烁的美感。她的皮肤又白又细腻，让人觉得半透明，像刚点燃的一支白蜡烛，人们就唤她“小白蜡”。

　　小白蜡来自北京，是个写戏的。听说她编的戏很颓废，都是情啊爱啊哥啊妹啊的东西，不歌颂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不揭露万恶的旧社会人民所受的苦难，她接受劳动改造，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小白蜡被下放到偏远的北红县，北红县又把她分派到只有七百多人口的西街镇。镇党委书记谭泽林坐着马车把这个女人领来时，是初春的时令，西街正在解冻，融雪使路面泥泞不堪。马车一停下来，驾辕的马立刻拉出一串粪球，所以小白蜡是掩着鼻子跳下马车的。她的脚一落到地面，就陷入泥坑，气得她撇着嘴，大叫了一声：“关外的地狱啊。”

　　正是这句话，把整个西街人都得罪了。谭泽林本想把她交给生产一队，那是个男队长，心慈手软，想来他是不会让这个京城来的女人受罪的。但张以菡的话使他改变了主意，他把她交给二队。徐金春冲谭泽林嚷着：“好物件你是不会给我的!”她用“物件”来指称张以菡，把张以菡气歪了嘴，半晌说不出话来。

　　徐队长把小白蜡安置到生产队马房旁的一间小屋，与喂牲口的老哑巴做邻居。小白蜡嫌屋子挨着牲口棚，气味难闻，要调换屋子。徐队长说：“生产队就闲着这间屋子，你不住也得住。再说了，你来西街，不就是要除掉身上沾染的小资产阶级气味、沾上劳动人民的气味吗?”

　　小白蜡抢白道：“劳动人民的气味难道就是牲口的气味吗?”

　　徐队长说：“是啊，劳动人民牵着牛马耕社会主义的田，身上能没有牲口的气味吗?”

　　小白蜡绝望地叫了一声：“西街啊——”听上去像是给西街招魂。

　　徐队长每天都要给小白蜡派活儿，春天施肥，夏天锄地，秋天收秋，冬天给牲口铡草，从不让她闲着。两年下来，小白蜡的手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但她的皮肤还是那么白润，西街的风雨似乎并没在她身上留下多少痕迹。她很盼望远方的消息，邮递员一到西街，她就跑去看有没有她的信。得到了就像一个久困渡口的人等来了一条船似的，一脸欢欣；得不到则像打翻了油瓶子似的，满面沮丧。

　　老哑巴五十多岁，又干又瘦，古铜色的肤色，眼凹着，嘴瘪着，身上的汁液仿佛让岁月给榨干了，筋骨突出。别看他干巴，力气可是不小。抡起二十斤重的铡刀，能一口气铡上一个钟头的草，绝不气促。他在二队既当马夫，又看场院，勤勤恳恳的，已经十几年了。他无亲无故，生产队就是他的家了。

　　小白蜡做他的邻居，两人就得共用走廊里的炉灶。老哑巴总是等小白蜡做完了饭，才放上自己的锅。小白蜡从北京带来了一桶香油，她喜欢用它下面条。每当走廊里窜着香油的气味时，老哑巴就会大口大口地吸气，大约觉得不这样的话，让这么好的气味散了，等于糟蹋了。小白蜡不劳动时，就在屋子里闷头写东西。不知道她是在写改造心得，还是仍旧在编她的戏。反正，她的屋子黑得晚，蜡烛使得也费。猪尾巴那么粗的蜡烛，她两天就得用一根。有的时候她在炉子上烧着水，却忘了，水哗啦哗啦地开了，壶盖被沸水顶得一蹦一蹦的，她却仍然呆在屋子里。老哑巴就得帮她把水壶撤下炉子，敲她的门，把开水拎给她。她不懂哑语，每回老哑巴帮助了她，她就竖一下大拇指。老哑巴摆摆手，表示不用客气。

　　每个周末的晚上，生产队都要开会。开会前，老哑巴将会议室的地扫干净，把一条条板凳擦得溜光溜光的，再把马灯挂在房梁下。小白蜡要和社员一样，坐在板凳上听会。徐队长坐着一张带靠背的椅子，面对大家。她分派完下周的活计后，会让招魂婆的男人来喜读报，学习上头的精神。来喜是个兽医，读过小学，算是生产队的秀才。他一读报，小白蜡就会撇嘴，因为来喜总是读错字，比如“神州大地风雷激荡”被他读成“神州大地风雷放荡”，“资产阶级思想是腐蚀不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被读作“资产阶级思想是肉虫不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有人问：“‘肉虫’是个啥?”来喜说：“我琢磨着‘肉虫’就是女人每天晚上吃的男人的那条虫！”社员们笑得前仰后合，徐队长也笑得直托着下巴，小白蜡这时会无限痛惜地说：“西街啊——”好像西街病入膏盲，不可救药了。

　　小白蜡开会，很少插话。徐队长有时会问她：“张以菡，你说你在这儿劳动改造有没有收获?”小白蜡说：“出了苦力，睡觉倒比以前好了，这是最大的收获。”徐队长说：“我还担心你离了家，一个人睡了，会睡不好呢!”社员们明白徐队长话里的含义，都笑。他们知道小白蜡的男人是个工程师，他们有一个女儿。工程师每个月要给她来好几封信呢。

　　有一回小白蜡在会上说：“我的屋子闹老鼠，它们太嚣张了，逮着什么啃什么，队里能不能帮我捕老鼠?”

　　徐队长说：“你吃得高级啊，从京城带来那么多稀罕物，又是挂面又是香油的，西街的老鼠没见过这么大的排场，能不跑你那里赴宴去吗?!”

　　小白蜡无言以对，只能照例叹息一句：“西街啊——”发泄心中的不平。

　　泽花嫂从园子中拔了一捆水灵灵的小白菜，又把花盆上开得最艳的两枝粉色的月季花剪了，带着它们去求小白蜡。泽花嫂敲开小白蜡的门后，把东西递上去。小白蜡只接了花，她说不爱吃小白菜。

　　泽花嫂说明来意后，小白蜡说：“西街的稀奇事就是多，还兴什么招魂!”

　　泽花嫂说：“招魂挺管用的，小孩子丢了魂儿，叫叫就回来了。”

　　小白蜡说：“这半年多没什么人给我来信，我没新邮票。以前的信呢，从关内来的倒是不假，不过它们都不能使了!”

　　泽花嫂乞求地说：“就差一张了，麻烦你帮我找找吧。宝墩快不行了，这可是救命票啊!”

　　小白蜡说：“我没骗你，那些邮票都废了，你去别处找吧。”

　　泽花嫂讪讪地回家了。看着像摊泥一样躺在炕上的宝墩，她的心一阵阵抽搐。她认定小白蜡手中有盖着北京邮戳的邮票，她是舍不得给她，识文断字的人喜欢把这样的东西当个纪念物珍藏着。为了感化她，泽花嫂和了一块面，生起火来，烙了三张糖饼，晚饭时又去敲小白蜡的门了。

　　糖饼还热乎着，泽花嫂把它们放在饭桌上，眼泪汪汪地说：“我手里有两张，就差一张了。西街的住家我都问遍了，再没有从关内来的邮票了，你帮帮我吧。”

　　小白蜡说：“我说了，那些邮票都不能使了，破了!”

　　泽花嫂失神地说：“我的宝墩要是招不回来魂儿，我也就没魂儿了——”

　　小白蜡尖刻地说：“你们真够愚昧的，孩子病了不去看医生，去找巫婆!那个来喜家的除了会‘正法’虱子，我看不出她有别的本事!”

　　泽花嫂说：“卫生所的大夫给看了，也说宝墩是惊着了，给开了药，吃了也不大见好，这才想着招魂的。”

　　“那你就抱着孩子去北红!县医院的医生到底水平高些，可别在这儿给耽误了。”小白蜡把糖饼塞回到泽花嫂手中，说：“我有糖尿病，你拿回去给宝墩吃吧。”

　　泽花嫂往回走时，眼泪“啪嗒啪嗒”地落下来了。她想这个小白蜡真是自私，见死不救。她去了徐队长家，把在小白蜡那里两次碰壁的事情说了。徐队长气得直骂：“杂种操的这个编戏文的，真不是个好物件啊!”徐队长说，既然小白蜡打定主意不给邮票了，就另想办法吧。她领着泽花嫂，走东家串西家，寻来一张来自沈阳的邮票，徐队长说：“沈阳离山海关也不远了，就算是关内的邮票吧!把来喜家的叫来，今晚就给宝墩叫魂儿!”

　　来喜家的手中掐着烟卷，扭扭搭搭地来了。泽花嫂给她沏了茶，还炒了瓜子。来喜家的一边喝茶，一边“咔咔”嗑着瓜子。她对徐队长和泽花嫂说：“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这邮票有一张不对路，灵不灵验可两说着呢。要是招不回魂儿，你们可不要怪罪我。”

　　徐队长说：“行了行了，干你们这一行的也学会摆谱了!你只管好生叫魂儿，把宝墩治好了，我给你加八个工分！”

　　“那敢情好。”来喜家的龇着满口的黄牙笑了。

　　招魂的法术通常要等到夜半时分才能施行，万籁俱寂之时，捕捉远游的魂儿似乎更为拿手些。招魂时外人是不能在现场的，被招魂的人也一定要在睡梦中，他若醒着的话，真魂儿还是回不来的。

　　宝墩不用哄，他早早就睡了，这些天他只有一个睡的心思。月亮快到中天了，茶水淡了，瓜子也嗑光了，徐队长打着呵欠回家了，泽花嫂和来喜家的开始做招魂的准备了。她们端了一盆清水放在院子里，水中放着一面小圆镜子。之后泽花嫂把火柴、三枚邮票和宝墩的一件衣服递给了招魂婆，自己躺到宝墩身旁。

　　来喜家的吹灭了蜡烛，散开头发，开始招魂了。她先是围绕着水盆转了几个圈儿，然后敞开屋门，提着宝墩的衣裳，在门槛上抡来抡去，召唤宝墩的魂儿：“宝墩啊，回来吧，月亮照着路，给你做着伴儿，愿你脚下生着风，一夜走回来。你千万不要混进恶人堆儿，不要受他们的哄骗。那里的山中有妖怪，那里的水中有毒蛇，那里的馒头沾人血，那里的肉中埋着针。宝墩啊宝墩，快快回家吧。你的家在西街，西街上有你的娘，你的花你的草，你的碗你的筷，你的板凳你的枕头。你要是不回来，你妈睁着眼，眼里却没光；你要是不回来，煮饺子的开水打着响儿，你妈也听不见。好宝墩，回来吧——”

　　招魂婆哼哼呀呀说完这套招魂嗑儿，放下舞动的衣裳，划着火柴，把那三张邮票在门槛前点燃，待它们化为灰烬后，将门关上，出了院子。她在离开前俯身看了看浸在水盆中的镜子，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宝墩能在院子中玩耍了。泽花嫂很高兴，以为宝墩的魂儿给叫回来了。徐队长嚷着要给招魂婆加工分的时候，她却阴沉着脸说：“等两天再说吧。那晚我在镜子里没看见宝墩的魂儿，他的真魂走远了，恐怕是回不来了——”

　　招魂后的第三天晚上，宝墩突然抽搐起来，手脚乱舞，口中叫着：“不走，不走。”好像谁在用绳子捆他似的。泽花嫂大惊失色，她叫来徐队长，徐队长一看他翻眼白了，知道大事不好，把招魂婆和卫生所的大夫双双叫来，让他们各使各的招儿。大夫给他注射了强心剂，招魂婆手忙脚乱地为他扎了一个纸人，做他的“替身”烧了，然而宝墩还是断了气了。

　　依照西街的风俗，早夭的孩子是不能进坟墓的，而且不能过夜，徐队长让来喜带着两个人，把宝墩用一床棉被裹了，埋在青石山下。她觉得是青石山怀上的那怪胎似的炸药，索了宝墩的命，他理应归到那里。

　　泽花嫂已经不会哭了，她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宝墩的枕头。徐队长劝她：“都是你那死老爷们把宝墩招去了，他心狠，自私，你要是心里放不下这个老鬼和小鬼，就上了大当了!他们不心疼你，你也不挂记他们，好好过你的!”

　　泽花嫂只会哑着嗓子一遍遍地叫着：“宝墩啊——宝墩啊——”

　　招魂婆说：“我早就说了，那邮票有一张是关外的，不灵啊。那晚我给宝墩叫完魂儿，在水盆的镜子里没看到宝墩的小脸，我看到的是一个鸭梨那么大的骷髅，我知道宝墩没救了。”

　　“杂种操的小白蜡!”徐队长把愤怒都发泄到她身上，“她有那么多封北京来的信，就是不舍得出一张招魂票!她这个资产阶级的臭物件，跟咱贫下中农就不是一条心啊，我看她在西街改造得还不够!”

　　第二天，小白蜡就被派去做掏粪工了。

　　掏粪工所做的是生产队最苦最肮脏的活儿。生产队有一个大粪池，在牲口棚的东侧，长方形，大约有三十米长，十五米宽，两三米深。这个粪池由一个叫二尿子的人经管。这个粪池挖了大约有十几年了，它可以说是生产队农田的一块大酵母。经过它施与的土地，庄稼才长得好。老哑巴平素清理牲口棚的时候，把牛粪马粪都打扫到了那里，但这种食草动物粪肥的劲儿不足，所以还要掺加猪粪、人粪这些粪劲大的粪肥。这样就得有人去起猪粪和掏厕所。二尿子三十多岁了，可他还像小孩子一样爱尿炕，娶妻多年，也没使媳妇怀上孩子，人们背地都说他是个“尿漏子”，所以一物色掏粪工，大家都说这活儿活该由他来做。

　　西街有三座公共厕所，每个住家又都有一个猪圈。一般来说，自家的猪粪起了后，都上到自留地了。但徐队长却让二队的社员把家中一半的猪粪贡献出来，否则就不派他活儿。二尿子除了去公共厕所掏粪外，还要定期去社员家里起猪粪。生产队为他准备了一套掏粪的行头：一副扁担，两个大粪桶，一件蓝布长袍，一双高腰胶靴，还有一个两米长的粪勺。二尿子常常站在公厕的粪坑前，小心翼翼地把一勺勺粪肥舀到粪桶里，挑到生产队去。往往他的脚步还没到呢，街巷中的人就知道二尿子要来了，因为刺鼻的臭味像癞皮狗一样，已经先打着滚儿来了。

　　二尿子把粪池侍弄得很好。怕它生蛆，常采些花啊草啊的丢在里面，连它们一起沤成肥。他还养成了捡粪的习惯，走路时，手中提着个粪筐，里面放着把小夹子，看到了遗弃在路上的鸡鸭鹅狗的粪便，便会悉心将其拾起。他爱粪爱到什么程度了呢?有一次看见场院里落了几颗海螺似的鸟粪，也将它们拾捡起来，扔进粪池。夏日正午时，他喜欢在毒日头下光着脊梁站在粪池旁用粪耙捣肥，把它们调和均匀，那份细致和耐心，绝不亚于家庭主妇们用耙子捣酱缸。炽热的阳光投向粪池，使那里泛出微蓝的幽光，仿佛无数簇火苗在燃烧。

　　徐队长让二尿子交出掏粪工的活儿时，他竟有些舍不得。当他把那套掏粪的行头交给小白蜡时，竟然带着哭腔嘱咐她要每天给粪池打耙，不然它会害痒的，把听了这话的人都给逗笑了，说他没有孩子，把粪池当孩子一样看待了。

　　小白蜡一开始反抗做这个活儿，她撇着嘴，脖子高昂着，眼珠一翻一翻的，说她一闻屎味就恶心。徐队长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这是生产队最光荣、最重要的活儿，现在派给你，是全体社员对你的信任。现在党考验你的时刻到了。”

　　小白蜡说：“我的手是握笔杆子的，不让我握笔杆子，握锄头可以，但是让我握粪耙子，那是万万不能的!”

　　徐队长说：“自从你来到西街，表现一直不错，你前期改造的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到了你改造的关键时刻了，你要前功尽弃，那才是万万不能啊!如果我向上反映说你对劳动改造有抵触情绪，你这辈子就别想回北京了。你得明白，不握粪耙子，是不能再握笔杆子的!”

　　小白蜡气得眼睛一斜一斜、鼻孔一鼓一鼓、唇角一颤一颤的，她明白自己没有退路了，只能从二尿子手中黯然地接过粪耙，当二尿子嘱咐她要每日给粪池打耙时，她以一句带着悲愤之情的“西街啊——”作为回答。

　　小白蜡穿着胶靴和蓝袍子，戴着大口罩，挑着粪桶去掏粪，绝对是西街的一景。镇党委书记谭泽林觉得徐队长做得太过分了，找到她说：“她一个京城来的知识女人，你让她锄个地割个草也就可以了，让她当掏粪工，不太合适啊。”

　　徐队长“呸”了一声，说：“怎么安排她才合适?让她每天翘着二郎腿坐在屋子里读书喝茶，再找个人给她揉肩捶背、洗衣做饭伺候着，那才是合适的？”

　　谭泽林说：“别说这个气话，我听说了，你是因为宝墩的死才对她这样的。”

　　徐队长说：“我们待她那么好，可她见死不救!人家林子发把湖南湘潭的邮票都舍出来了，那可是毛主席故乡的邮票啊。小白蜡呢，她有那么多北京来的信，哪封信上没有邮票呢，可她一张都不给，这还叫人?宝墩那可是烈土的后代，她不救，就是与党与人民为敌!”

　　“唉，你也别上纲上线了。再说你搞什么招魂的把戏，传出去也不好，都是封建迷信那一套。”谭泽林说，“让她做个十天半月的，还是交给二尿子吧。我听说，她跳到别人家猪圈起猪粪时，一边起一边哭。她从厕所挑着粪回队上，能把屎尿逛荡一路，你为了咱西街的卫生，也别让她做了!”

　　徐队长冷笑了一声，说：“你吃黑馍吃腻了，看着她白，眼馋了不是、心疼了不是?你记住，我徐金春想做的事，谁他妈也挡不住!”

　　徐队长和谭泽林发完脾气，刚从镇党委办公室出来，就碰见了从北红来的邮递员老田。她气呼呼地问老田：“有张以菡的信吗?”她想如果有的话，她等于捉了个贼，她会亲自给小白蜡送去，恶心她一顿。不料老田叹了一口气说：“都多少日子了，没她一封信了。人一倒霉，哪还有亲人和朋友啊。”

　　徐队长怔了一刻，嘴上说：“怎么会这样?”心里却说：这种货色，别人不理睬她也是应该的。

　　泽花嫂每天只吃一碗粥，她瘦得脱了相了，眼珠冒冒着，眼袋垂吊着，脸颊塌陷着，颧骨暴突着。一到夜晚，她就坐在门槛上一遍一遍地召唤：“宝墩啊，快回家啊，天都黑了，妈给你铺好被窝了，宝墩啊——”过路的人听见泽花嫂凄凉的召唤，没有不落泪的。眼看着泽花嫂一天天枯萎下去，徐队长和西街人对小白蜡的仇恨也就更深了。

　　徐队长找到了老哑巴，他正在牲口棚里给马喂豆饼呢。徐队长悄悄对他说：“我派给你一样好活儿，你做成了，给你加三十个工分，年终分红时够你买一箱高粱烧酒的。”

　　老哑巴对徐队长的话向来是言听计从的，所以没听吩咐的是什么活儿，就先点头了。

　　徐队长神秘地说：“这活儿保密，跟谁也不能说，所以才挑中你。”老哑巴虽然有些疑惑地眨巴眼，但还是再次点了头。

　　徐队长有点难以启齿，她说：“你没成过家，估摸着这个活儿你可能还没做过。不过这活儿是男人都会做，做了也会喜欢。”．

　　老哑巴似是领悟了她的话了，面红耳赤的。

　　“泽花嫂家宝墩的事情你听说过吧，知道那孩子是怎么死的吗?”徐队长为了让老哑巴能够有勇气接这个“活儿”，就想先激起他对小白蜡的仇恨。

　　老哑巴比画着，告诉她宝墩是让青石山上的炸药给吓死的。

　　徐队长说：“吓着的人是能治好的，宝墩本来能活下来的。都是那个臭女人，她见死不救。”徐队长把小白蜡不给招魂票的事情讲了一遍。

　　老哑巴显然生了小白蜡的气了，他指着小白蜡的屋子又是摇头又是跺脚的，喉咙发出“呃呃”的哽咽声。

　　“你说这种女人该不该收拾?”徐队长问。

　　老哑巴茫然地看着徐队长。

　　“你跟她住隔壁，半夜时，你敲她的门，她要是不开的话，你就砸她的门，跳她的窗。进去后，你就收拾了她!你喂牲口，知道牲口是怎么干的，你就跟她那么干!我不相信治不服她!她要是告你，你就是一个摇头，给她来个死不认账!反正你又不能说话，明白吧?”

　　老哑巴的脸紫涨了，他哆嗦着嘴唇，连连摇头，表示他干不了这“活儿”。

　　徐队长一把将老哑巴搡倒在干草堆上，骂他：“给你这么一个俏活儿，你还不想干，真是不识抬举!你要是不干，就是对不起宝墩和泽花嫂，对不起他们，就是对不起西街!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你要是没把这‘活儿’拿下来，你趁早给我卷起铺盖走人!”

　　徐队长的话像突如其来的冰雹，把老哑巴砸得晕头转向的。她离开后，他捧着脸伤心地哭了。

　　接下来的一周，徐队长每天都要到生产队的场院里观察动静。小白蜡兢兢业业地做她的掏粪工，从别人家的猪圈或是公厕把粪肥挑回来，倒在粪池里，然后像二尿子一样，站在正午的毒日头下，在苍蝇飞舞的粪池旁打耙。不同的是，二尿子光着脊梁，不戴口罩，而她每次站在粪池旁都是全副武装：口罩、蓝布长袍、长裤、胶靴和黄头巾。每次给粪打完耙，汗水都会把她打得浑身湿透，她摇晃着走回自己的小屋，第一件事就是拉上窗帘擦洗身子，然后换上干净的衣裳，把她掏粪的那套行头当弃儿一样扔在门外的走廊里。每回徐队长经过走廊去老哑巴那儿，看见小白蜡扔在门口的东西，都会紧着鼻子，朝地上吐上一口痰。

　　老哑巴照例做他的活计：铡草、喂牲口、打扫场院。一看见徐队长进来，他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四处躲闪。有一回他竟然躲到马槽中，平躺在里面。马儿不解，站在槽子旁边咴咴叫，被徐队长发现后，一把将其拎起，骂道：“真没出息，你的嘴哑巴了，那个玩意也哑巴了不成?泽花嫂都快要疯了，你再不把‘活儿’给我做了，我饶不了你!”徐队长离开的时候，会向他竖起手指，五根或者是三根，提醒他留给他的时日还剩几天。

　　在期限的最后一天，徐队长带着一瓶酒和一包饼干来了，她把东西撂下，什么也没说，只是竖起一根手指，一甩手走了。老哑巴觉得这些吃食就是刽子手送给问斩者的最后的晚餐，他把它们全都享用了，然后醉醺醺地拖来一些板条到小白蜡的窗下，又找来钉子和锤子，把窗子给钉死了。那时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分，小白蜡挑着一担猪粪回来，发现窗子被封上了，就大叫大嚷着：“我又不是蹲监狱的人，谁这么没有人性啊？！”她打算回屋换了衣裳后，去找徐队长理论一番。才进走廊，就听见一阵呼噜声。老哑巴怀中搂着锤子，蜷缩在她的门前，睡得正香。小白蜡看到他手中的工具，知道窗子是他封的，就呵斥了一声：“谁给你的权利?”老哑巴睡得太沉了，眼皮都没抬一下，依然打着呼噜。小白蜡便找来一根木杆，一下一下捅他，终于把他弄醒了。老哑巴看到小白蜡的一瞬，打了个激灵，酒也醒了多半。看来他醉得腰膝酸软了，他是扶着墙站起来的。他一手拿着锤子，一手从裤兜中掏出一副门闩和几颗螺丝钉，示意小白蜡将门打开。小白蜡不理睬他，他就“呃呃”地叫，急得脖子上青筋暴起，眼里涌起了泪花，小白蜡只得将门打开。门一开，老哑巴不由分说地“叮口当叮口当”为她的门又加了一道门闩，然后做出敲门的手势，指着门闩一再摇头，示意她有人叫门的话，绝对不要开门。小白蜡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她感觉到老哑巴是在提醒她，有人打她的主意，要注意安全。小白蜡叹了一口气，只能听之任之了。窗户被钉死后，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着，没什么自由了。除了光线受了影响外，空气也不如从前了。以往可以把两扇宽大的窗户都敞开，现在却只能开一扇小小的气窗来透气了。

　　第二天早晨，徐队长背着手来到生产队，想看她的最后通牒收到成果没有，不料她根本就找不到老哑巴。去他的屋子，才发现行李已经没了。老哑巴是什么时候悄悄离开西街的，无人知晓。没人知道他去哪里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顶着满天星星离开西街的。徐队长没有想到老哑巴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她简直要被气疯了，立刻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说老哑巴是隐藏在生产队里的阶级敌人，将来谁若发现他的行踪，一定要报告，让他回来接受劳动人民的审判。

　　老哑巴的离去，让徐队长很棘手。多年以来，他忠于职守，是二队最好的管家，一时竟找不出合适的人替代他。她也因此更为憎恨小白蜡，心想我一定要想办法收拾了你!她想这种事情再也不能与人说破了，要找就找个好色之徒与她为邻，这样等于让她与狼为伍，迟早有一天会吃了她。

　　二尿子主动找到徐队长，说是他想接替老哑巴，他乐意住在队里，天天闻粪池的气味，而不想睡在家里。徐队长心想，你三天两头就尿炕，伺候不明白女人，软蛋一个，你休想跟小白蜡为邻!那样不等于给她找了只温驯的绵羊做伴儿么。琢磨来琢磨去，她选中了来喜。来喜身体壮，招魂婆曾私下跟徐队长叫苦，说来喜哪儿都好，就是房事上太贪了，让她抵挡不了。徐队长还注意到，来喜每次读报前，总要悄悄看上小白蜡一眼，那目光有些畏惧又有些羡慕，大概知道她文化高，希望他把字读得丢盔卸甲时，她不至于打击他。然而小白蜡就是小白蜡，来喜把字读出可笑的意思时，小白蜡不仅撇嘴角，还会发出几声嘲笑。

　　来喜欢天喜地地来喂牲口了。他从家里搬来了行李，剃了头，刮了脸，还穿上了惟一一条不打补丁的裤子。他来的头三天，有事没事总爱在走廊转悠。晚上烧了水后，他会敲小白蜡的门，说：“有开水，给你灌上一暖壶吧?”小白蜡从不打开门闩，总是隔着门跟他说话。第一天说了声：“谢谢，我有。”第二天说：“我的暖壶满满的，不用。”第三天则毫不客气地说：“我晚上读书呢，不要敲我的门！”

　　招魂婆在第三天的晚上来看来喜，正赶上来喜灰头土脸地提着水壶站在小白蜡门前。看他一脸的尴尬，她心里明白了八九分，从这天开始，她就陪来喜睡在了队里。徐队长知道后，非常恼火，她说来喜来了没几天，牲口天天掉膘，看来他只知道睡，没有给它们喂夜草。“马不吃夜草怎么能肥呢!”徐队长急赤白脸地嚷着，要把来喜开回家。然而还没等她物色好新的马夫，又一声爆炸降临在西街。

　　那段日子里，天的性子异常暴烈，每天都是烈日当空，不见一片云彩。庄稼被晒蔫了，刚出苗的秋白菜也都枯黄了。徐队长不得不带着社员挑水抗旱。他们组成了挑水大军，每天往返于水井和农田之间。那段日子，粪池上空常颤动着缕缕白光，见了的人都说：“粪肥也热得快熬不住了，要着火了!”

　　每到正午，小白蜡仍是全副武装地站在粪池旁打耙。这一天打着打着，粪池忽然打雷似的“轰——”的一声巨响，淤积在池子中的粪肥像礼花一样飞旋而出，四溅开来。小白蜡就像一本薄薄的书，被这巨响给掀翻了，弹到五米外的地方，摔在地上。在场院另一侧给马饮水的来喜，真切地目睹了这一幕。他哪里经过这种事情，以为粪池里出了妖怪，吓得瘫软在地。

　　西街的人都以为北红工程队又回来了。为了让泽花嫂快些好，徐队长把她从家里拽出来，跟社员们一起在农田里抗旱。响声传来时，她吓白了脸，水舀子从手中掉到地上，她用手捋着无精打采的禾苗，连连叨咕：“宝墩不吓，宝墩不吓啊——”

　　“他们还嫌坑咱西街坑得不够，怎么又回来了?”社员们纷纷说。

　　“这响声可不是从青石山那儿传来的，是从咱们二队那里来的。”徐队长说，“不是北红的工程队回来了，是咱二队出事了!”

　　二队的场院里满是粪肥，臭气熏天，半空中盘旋着一群黑云似的乌鸦。小白蜡躺在地上，已没了气息。她的额头伤痕累累，伤口渗出的鲜血和脸上星星点点的粪肥混合在一起，使她的面容看上去就像一块淤积了朱红和土黄两种颜料的调色板。来喜说小白蜡飞起来的时候，手中还握着粪耙。她落地后，那只粪耙也落在她身边，像是一支粗笔，陪伴着她。

　　小白蜡的死，震动了西街。谁也没听说过粪池是可以爆炸的。北红农管站的技术员来到西街，勘察了事故现场后，说是这个粪池太深，而且年头久了，里面沤的粪肥在夏日产生了大量沼气，积聚到一定程度时，才发生了爆炸。但西街人才不认可科学的解释呢，他们一致认为是宝墩的冤魂藏进了粪池，索了小白蜡的命。

　　由于天气太热，小白蜡第二天就被葬在青石山下。她的丈夫闻讯赶来时，距事情发生已经有一周了。那个男人在去坟上的时候，顺路采了一束白色的野菊花，插在了小白蜡的坟头。由于他并没有号啕大哭，陪同他的西街人都很为小白蜡难过。这个男人从青石山下来后，由徐队长陪同着，去清点遗物。在小白蜡的书桌旁的抽屉里，他翻出一沓用黄丝带捆扎着的信。他解开丝带，把信摊开在书桌上。徐队长惊异地发现。这些信的右上角贴邮票的地方，无一例外地残破着，好像谁给信开了一扇扇小窗。从破损的痕迹看得出，那是被老鼠啃啮过的。看来西街的老鼠喜欢吃来自关内的邮票背后的糨糊，这才把邮票通通糟蹋了!难怪小白蜡要说那些邮票都不能用了呢。

　　徐队长瘫软在地上，带着哭音叫了一声：“西街的老鼠啊——”

　　小白蜡的男人走了。

　　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雷厉风行的徐队长变得寡言少语了。她在领着社员们秋收的时候，常常在歇息的时候呆呆地望着青石山。她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到了年终分红时，她那曾经磨盘似的屁股，已经瘪得像霉烂了的倭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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