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世界会理（下）

会理一带产铜，这在由金沙江爬到通安镇时就发现了。

历史上的通安是西南重要的铜矿区，国民政府《宁属调查报告汇编》中介绍通安的黄铜矿和斑铜矿，说沿通安至江边的两旁，就是铜矿带，在大路东侧，有老山沟、小青山、三块地、老水井，在路西，则有老厂、水箐沟、泉水洞、新山、花腰矿、莜丐洞、新厂，将军石等，据说还有金矿，此后的攀枝花之父、当时还是“年轻的”北大毕业生常隆庆(他也是最早进入小凉山进入资源调查的学者之一)就在通安组织企业开采金矿（不过，金沙江历史上也是淘金的地方，但现在早已废弃，而通安的金矿估计也一样，依据当时的勘探，通安一带黄金储量并不多，凉山州金矿集中在盐边越西一带）。清末民国时期，通安为会理南部第一大镇，居民达三百余家，商业繁荣，“其中富有者，多起家矿业，一班之商业情形，均以矿业之兴衰为转移，故谓通安之发达，全由于矿业也可，”报告说。

但毕竟铜矿储量有限，经过清朝至民国的滥采猛掘，通安铜矿基本告罄，通安市面也就随着凋败了。从金沙江岸上到通安镇后，找到一家旅店略事休息，下午就去逛市场（通安当天正好赶集），发现只有两家摊子摆着一些红铜火锅、红铜面盆之类，没有别的产品，通安太小了。

市面上的红铜产品，到了会理就多了，老街的几条巷子里，有几家专业卖红铜产品的，也有沿街摆设的临时摊点，是那种北京人自豪地将其当做自家宝贝吆喝的木炭老火锅，铜火锅唰羊肉、配以芝麻酱的那种到处炫耀的老古董，蒙古人多少也在宣扬这款重器是他们的发明，是蒙食而非京味。究竟谁是红铜火锅的发明人，这样的“争论”当然还会持续发热，不过，就我所走过的藏彝走廊看，几乎是可以画出一张红铜火锅的分布地图，从内蒙古到青海转入甘南陇南，再入四川阿坝甘孜州，云南的丽江大理，普雄东川、越过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小凉山一带，这个红铜火锅圈基本上属于民族交汇地带，无法判定谁拥有绝对发明权；但如果根据考古所见铜器分布，且以礼器（又主要是食器和乐器）为主的青铜、黄铜几乎经过了一个由两湖、江西一带向云贵高原“蛮夷”部落“撤退”的路线，这一路线与苗族迁移路线重复，也与中国上古历史铜矿由东而西衰竭的进程重复，因此，大约可以说，最早作为火锅的铜器应是湘黔一带苗瑶人们的发明；但如果还加上其其以羊肉为主食、具有取暖功能这两个特色，其最主要的使用者却应属于那些高寒部落。因此，它更可能起源于云贵高原的游牧民族。然而，如果从清代以来的铜矿出产地而言，毕竟以滇北为盛——早期以邓川一带为中心，后期以东川一带为中心，红铜火锅的制造中心也在这一带，故基本上可以认为滇北是红铜火锅的中心地带，以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传播，由于藏彝走廊的贯通性质，红铜火锅的型制也就在这一区域传播开了。

会理市面上的红铜火锅品类齐备，小的三、四斤一个，一般在六七斤样子，大的也有十多斤的，有的还配以面盆。适合电力时代，也发明了可以使用电磁炉的火锅，那就是与时俱进的品种改良了。火锅之外，就是各类茶具，茶壶、茶杯、茶盘，茶匙，也是种类不少，大小都有，小的仅可以当做摆设，大的大到完全超出我的想象力——在靠近会理客运站的一家铜作坊里，老板看我目不转睛盯着这些锃亮的铜器，就向我推荐一款古董，一把巨大的可以容纳三十公斤开水的茶壶，茶壶是仿木炭火锅的，中间一样可以加入木炭加热烧水，水注入茶壶隔层，底部竟然还安装了一个放水的龙头！茶壶把手和壶嘴当然纯粹是装饰用的，被打造成龙形。我好奇，这么巨大的茶壶究竟用来干什么？老板告知，是大茶店专用的，普通人家那来这么多茶客？！

这样的“文物”真的值得收藏，可惜我力所不及，加上个人更喜欢那些手工打造的精致器皿，问他能否可以给我打造一套锤目纹的茶壶，却告知，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工艺，只好作罢。

原来，红铜器皿中的精细茶壶，都非本地所产，它的工艺超出了本地人的水平，而本地人坚守着老传统，依然全靠手工敲打，所以只能制造一些火锅之类的粗货，一些可以煮熟一头整羊的巨大铜锅（后来在西昌的街头就看见以这样巨大的铜锅煮着羊肉当街卖呢）。想买一个紫铜饭碗带铜勺的，叫价百元的样子（网上卖到近三百），不过，还是克制了自己的购物欲，毕竟还有一长段距离要走，买个紫金钵干什么呢，又不准备托钵云游。

这里的红铜火锅是论斤卖的，大约五十多元一斤。

奇怪的是，在会理竟然没有看到白铜类产品，而历史上，会理是中国白铜的唯一产地。在《漫游散记》中，丁文江说，汉口的白铜产品有白铜水烟筒、烟头、烟嘴、痰盂、面盆之类的器皿，这些“汉口造”，其原料被称作“云白铜”，其实，白铜是镍和铜的合金，云南只出红铜，不出白铜，所以，白铜也都是青山矿的出产（凤山营西南十一公里的青矿山是中国当时发现的唯一镍矿），但青山矿是走云南东川、昭通的运铜大道进入内地的，所以，汉口白铜被称作了“云白铜”了。晚清开埠以来，白铜曾远销外洋，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主要是制作包装封条之类），清政府为此曾专门制定过限制白铜出口政策。想来，产量还是太小，才会有这种限制出口政策，而随着价廉物美的洋白铜大批量进口（主要是德国产），中国白铜也就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吧。

不过，西南一带（尤其是大理和贵州）的土著，往往将白铜当白银使用，白铜几乎就是白银的替代品，价格也与白银持平，这当然与白铜饰品不易变色生锈有关，也与其更易造型有关，白铜在内地市场上的消失，大约与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本土需求有关吧？

17号早上，到客运中心坐车往白果湾，票价是14块，在白果湾的桥头下车，然后往回走，继续逆行。

在曾公笔下，白果湾本是西会（西昌至会理）大道上的一处“要镇”，当时正在修筑西会公路，街上颇为热闹，洋货海货物品丰富，当然物价也跟着飞涨起来。曾公说，白果湾处在山脚，海拔较高（约米），气温较低，而其北方的摩挲营，海拔要低米，气温就略高而湿热，故白果湾以白蜡虫出名而不产白蜡，而摩挲营不产白蜡虫而产白蜡。曾公说，这是一件有趣的对比，并认为，它与产白蜡虫的小凉山与产白蜡的峨眉山关系类同，每年阴历三月，白果湾一带都会举行白蜡“虫会”，“届时有大批良好的白蜡虫种，在此出售，卖到摩挲营以及峨眉等处，去培植白蜡。”

白蜡事业，为宁属一种经济富源，我国所产白蜡，熔点（约华氏八十二度）在蜡类中特高，兼以颜色洁白，毫无气味，为他种蜡所不及，世界各国，视为珍品，平时远销英美。每年出口，全国共约十万担，其半数产在川、康两省，而泌蜡的虫种，则以西昌、会理等所产“大山种”为最上品，主要在白果湾。此外凉山虫种，也很有品，宁属蜡虫，可说是全国白蜡的中心。在昔全盛时代，蜡虫出产，年约一万多挑。政府虫税收入，亦达三十余万两。至于白蜡生产数量，宁属虽远不及四川峨眉等县，但亦尚不少，其主要产地，在会理摩挲云（营）一带，目前年产六万余斤，已算是低潮。

这是曾公在宁属资源介绍中附带写下的一段话，是了解当时宁属（凉山州）白蜡虫及白蜡生产的珍贵史料。这一带的白蜡虫及白蜡产品，历史上确曾是一项重头产业，在此后经过德昌时我还发现，在晚清民国时期，那里不仅有“虫会”这样的行业协会，且“虫会”的经济实力还相当了得，重修德昌奎星阁的一部分资金就来自虫会，德昌凤池书院的常年经费也是来自茨达虫会，而茨达当时还只是一个小村，这就说明“虫会”不仅在县一级，在乡镇及村落一级也有开设的（会理县的鹿厂镇有一个叫“蜡虫”的村子）。具有悠久历史的白蜡虫及其分泌的白蜡，没想到原产之地就在这一带，但更没想到的是，在它的原产地，这项产业已经完全衰败无闻了。

关于白蜡，最早的汉语文献是魏晋间人所辑之《名医别录》，想来，白蜡最初很可能是“本草”的发现，事实上，白蜡也一直在中医方面多有应用：本草说白蜡具有止血、止痛、生肌、补虚、促进肌肉生长等功能。故可用于伤口愈合、跌打损伤和疮毒收口等治疗，当然它也是包装保鲜各种丸药的主要材质。

在西方探险家的笔下，这里的白蜡是一项令人惊奇的事，他们称之为“中国蜡”，有如中国的蚕茧吐出那些光滑而柔软的丝线一样令人惊讶（据说，欧洲人最先知道中国有白蜡虫的是耶稣会会士金尼阁（NicolasTrigault），他在年就述及过中国东南各省取“白蜡”的事情）。他们不仅将白蜡误解为黄蜡（蜂蜡）漂白的产品，而且还认为是一种“植物蜡”。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将湘方言的发音“Pe-la”介绍至西方世界，并沿用至今，并成国际昆虫专用学名。年，德国地理学家、探险家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afen）在四川学到了采取白蜡的生产方法。

探险家多隆还观察到一种汉族人与彝族人进行贸易的特殊方式，他用“蜡虫运输”这样的字眼来表达。本来，汉人是严禁进入彝区的，但如果在采集白蜡虫的季节，他们会得到夷人的允许，双方采取一种特殊的交往模式，相当于一种现代的外交豁免权。在彝族头人的担保下，每年都会有数千汉人前来采集蜡虫卵。届时，汉族先在彝区的边境等待，谈好价钱并得到同意后方才允许进入，如果他们没有违背规定，就能带着贵重的收获物平安出境。如未经许可擅自闯入，不但身上一切财物都被没收，而且可能被捕、被杀。当然，彝人还会让那些汉人纳税，“彝区边境附近的各部落均可获得相当数量的金钱，每年75-两银子，大致相当于-法郎。”

汉彝之间的这一交往“制度”（算是不成文的惯例吧），说明双方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正式的至少是季节性的往来，但汉族官僚与知识分子却少有人发现这样的制度存在，而总是将汉彝关系当做敌对关系，以化外之民对待之。显然，这与知识分子眼高于顶、官僚们从来不屑于混迹民间社会的那种高高在上而有僵硬傲慢的认知与行为方式有关。

十九世纪，白蜡以“中国蜡”的名字进入欧洲市场，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出口产业之一，其在工业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制造汽车蜡、地板蜡、贵重家具、用具抛光剂、各种科学模型、文化教育用品、各种蜡质果品以及儿童玩具及化妆品的原料；精密机械、仪器及金属器皿的防湿、防锈和润滑剂；造纸和纺织工业中的上光剂等等。抗战时期，李大斐（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家李约瑟夫人，李约瑟当时是英国驻华使馆的科学情报人员，受命考察中国的科学状况帮助其保持与西方科学界的联系）在其日记中记载，当时的贵州省立科学院正在研究白蜡，学者们为了获取白蜡虫活体样本，要走五百英里的路，且必须在14天之内回来，如果白蜡虫在路上孵化的话，就会死去，科研人员与农民一道，最后在九天时间内赶了回来。可以想见，那时的白蜡还多么的重要。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的白蜡还能卖到10元一斤，当时，湘西一带农村居民还是以蓝色印染棉布为主，衣服被套都是印花蜡染的，这技术其实并非西南少数民族独有，八十年代湘中一带汉族人都会，印花蜡染工艺中自然绝对少不了白蜡这一原料，我们那一代（小时候）其实都是见过这样的土法工艺的。我家对门山里的那处村落叫“兰园”，据我考证，是应该写作“蓝园”的，因为他们种的是用来做染料的蓝淀，而不是文人们喜好的兰花。稍远一处叫“蓝布店”的街道就是开染坊的，蜡染扎染一块做。当然，连煤油灯都点不起的时代（当然更没有电力），几乎夜间都是用石蜡点灯的（煤油曾经被称作洋油，民国时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美孚石油公司的产品，而共和国时期由于要“自力更生”，所以洋油、洋钉都没了），我们的夜晚就是在白蜡烛光下“围炉夜话”的，它还是妇女们纳鞋底的必备润滑油。现在白蜡在木材加工、汽车保养、水果包装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一些家庭多少也还会备用一些照明蜡烛，生日晚会也要仪式化地插上几根——但随着石油产业的替代，白蜡产业基本上已经消失。

现在的白果湾小得连一栋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估计不足一百户人家，也就没有停留，直接沿着来时的公路返回。

连续弯道，交通标志牌上写的是“前方连续下坡，坡长4—4千米”，“危险路段，注意结冰”、“请检查你的刹车”等等，还在一处急拐弯的路基上摆了一台被撞成废铁的汽车头，好在我不用刹车（哈哈），而且也不愿意在这样的高危弯道上行走，所以选择抄小路直接登山，而不是沿着盘山公路过山，4米长的山坡对于“久经考验”的我来说不会有困难的，直上直下的急登顶，当然会有些累，但糍粑家垭口（曾公叫它糍粑垭口）也就米的样子，翻过垭口就是下坡，累些也不在乎。

坡上有三处堆煤的地方，其中一处叫“堆金湾矿业集团”。曾工说白果湾附近“矿产丰富”，“自糍粑坳垭口来，沿途路东那匹高山，全是煤山，与益门煤矿，连成一气”。确实不虚，不仅有煤，而且还有铅锌矿（在天宝山脚），不过，这里的煤质量颇差，储量似乎也不大，我随手捡一块看过，是一般所称的“油石疙瘩”，大约只适合炼焦吧。

下坡就是益门镇，从白果湾到益门镇刚好8公里样子。

益门本叫夷门，指的是小镇处在彝家的包围之中。我抄山路下去时，在山坡上所见的益门确实就像陷落在万山之中的一处村落，现在虽然人烟繁盛，但地势并未改变。村落朝南开放，有如一道门，而村后（白果湾方向）就是海拔高二千米的大山与丛林。曾公时代，四周的山上都是化外之民，是不受约束尚未归化的夷人，且经常从万山之中俯冲下来，对汉人构成威胁。曾公说，虽然当时的白果湾已经稳定，但随着政府禁烟（鸦片）政策的推行，“夷祸”有复燃之势。

原因是近来政府厉行禁政，严禁人民种植鸦片，而结果政令只能及于汉人，夷区并管不到。汉人中一部分愚民，只贪小利，不识大体，竟因此自甘归化夷人，不惜自降为娃子。因为这样做，他们种田不要纳税，种烟也不受限制。所谓夷区的鸦片田，许多实在是汉人替夷人种的。还有一种危险，是一部分不法军人，私将枪械子弹，卖给夷人，换来鸦片……一支枪，一颗子弹，卖给夷人，所得代价，要比普通市价高好几倍，汉人贪利，换得鸦片来做买卖，获利甚厚，夷人爱枪，多一支枪，就多一件行劫的武器。他们各得其所，只是苦了一般老百姓。

以夏变夷，而非夏变为夷，历来是我们所认可的文明进步标志，从中央帝国的视角看，也只能接受这种夏化进程。然而事实上，在中央帝国的边疆，无论西南还是漠北，这种用夷变夏的逆向过程始终存在，并多少与中央帝国的政策的反复、沉重税收与官僚的压迫有关。曾公这里的所见所闻，又是一个典型例证。

曾公说此处森林茂密，确实，除了沿路开发区，周边的山坡植被不少，不过是完全换了模样的，入目所见，已经绝大部分是桉树，桉树的密植犹如种甘蔗（我的天），只不过甘蔗一般只有一丈来高，而这些甘蔗般的桉树却可以长至三四十米高。这些当然都是这几十年维护生态补植的，也就是说，从曾公时代到这些桉树被移植到过来的这段时间，这一区域的森林其实都被砍伐殆尽了。

大约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化吧，不知道那些在我们眼中的夷人又将如何看待这样的折腾？

益门以南沿路都是马铃薯基地，已经完全开发了，不值得多费时间，所以，在益门镇买了两个包子打发午餐，就搭乘过路车往回返，在白云宫下车。

曾公曾在白云宫躲雨，因此对它略有记载，不过他所记的是白云寺，而现在却是“观”，一处道教场所、会理县道教协会驻地。曾公说白云寺是会理的名胜，庙宇颇大，“建筑不错，布置亦佳。佛像雕塑，尤为精美，边地看见这样好的庙，颇不易得”，“庙内前殿供的是玄天大帝，二殿供的是送子娘娘，三殿供观音”。

我到白云宫时，里面正在装修，原来白云宫与一般道观一样，都喜欢将自己嵌在陡壁之下，这里也有一道陡壁，匠作们在绝壁里“穿”出一条龙来，水泥的坯子，正在彩绘。绝壁的右侧角落里又用水泥“造”了一个送子洞，洞中泥塑了一尊送子娘娘。洞的样式，多少在暗示女阴之类。在送子洞外面的绝壁、龙的利爪之旁，又“栽”了一条硕大的男根，从岩壁里挺出来，“其势蓬勃”，惟妙惟肖，令人不敢直视。旁边还有4个篆字，看起来年代悠久，其实却是新镌做旧的，请篆刻界朋友辨识（感谢佳希），是“生命之崖”四个字。尽管是新造的古迹，但它多少抓住了道教这一本土宗教的“根本”——生命崇拜——这一点在大渡河到金沙江一带十分明显，比起中心地段如最近爆出来的北大校门口那雄狮被强行去势，中华文明确实面临着“大势已去”的命运，反倒在这些偏远地区还保存着、或者还有机会恢复古老的文化遗产。

曾公所说的三大殿还在，不过也是重新装修过了，三清殿之外是观音殿，另有一殿（三圣殿？）的主神却是仓颉圣人、孔子先师和文昌帝君，每个圣人都带着两个弟子侍立左右，这大约也算是会理文风之盛的证明吧。不过，土著淫祠能与儒家正统共存一地，估计这里原来应该是个三教合一的神道场所。

在靠近门口的厕所旁（！），是土地祠，土地祠之前有一座小亭，里面立着一块石碑，风化严重，字迹大多无法辨认了，仔细揣摩，还能从中读出“火焚”两字，碑铭上的“白云寺”三个字也还能略为辨识，看来，曾公所记的“白云寺”是不错的，白云宫反倒是后来改的名号。大约是道教圈地盘，将这处寺庙“转正”了吧。

场地其实挺小的，转了一圈，正准备出去，年轻的一位道徒却在大叫吃饭了吃饭了，且一边呼叫一边就从殿里往外走，一边叫唤一边唱歌，带着音调的那种大呼小叫，让你觉得吃饭真是一件幸福满满的事。三位女施主（负责做饭的）和四个匠工，一起坐在阳光底下，年老的一位道长，看我一个人在里面转悠，请我一起吃饭，谢绝了。

出白云宫后，往河对岸的云岩村去，找土主庙，往返将近4公里，但始终没找到。问一位老太，告知，20世纪30年代，这座土主庙就被废掉了，那时她还在读小学，小学就设在土主庙里，是土主庙改的，不过庙里已经没有神主了。想来，那是曾公到会理之前的事了，民国时期的反迷信与新文化运动，竟然在会理也留下了这样的“业绩”。

回程时经过会川河上游的一座桥，桥头立着一根三面佛石柱，每面分别刻上汉字，是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和藏传佛教的咒语，却写成“南无唵嘛咪吧呢”了。这样的三面佛路碑在进会里城的公路旁，在经过城区的国道旁也看到过，都是红色砂岩的质地，佛教的二源归一，在会理倒是实现了，大约，这也是某种文化融合的特有形态吧。

人

文

行

脚

（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