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明高（39班）

一

兑镇,就是兑九峪镇。

走进兑九峪镇的一家老院里，我看见在整洁而陈旧的过道里，依窗根立着一个大秤杆。这个大秤杆是木质的，很粗，都有些发黑。估计是有些年代了。它静静地靠在窗根前的门框旁。阳光照在大秤杆上。顶头粗笨结实的构件，是铁质的。那提秤杆的环靶，也是铁质的。它们静挂在粗笨的大秤杆背面，充满深红深黑的锈迹。长约30厘米的大秤杆，被阳光照的有些发亮而温暖。我对它充满了历史的敬意。主人告诉我说，这杆大秤可有年代了，估计是清末民国初年的东西，是老祖宗们开粮行做买卖留下来的老古董。

我在另一家的老院里，看见在粗壮而发黑的柱子旁，立着一杆2米多长的老秤杆，也是木质的，长厘米。杆头直径6厘米，杆尾直径4.5厘米，上有小铜钉嵌入，镶成计量的秤星和其他数字图案。这杆老秤杆很简单，杆上钻了个眼，扎进一根粗粗的绳子，打一个死死的结。这样形成环状的绳子，就是秤杆手提的秤毫。挂所秤物件的秤钩已失原位，静静的暂搭在那做秤毫的绳子上。这也是清末民国初年的老物件。我走近它的旁边，低下头，才看清楚那老秤杆上的秤量和数字，“五拾”、“壹佰”。在这老秤杆的脚底，立着一块有铸字的大秤砣。它是铁质的，棱锥形，高13厘米，下底对角长13厘米，上底对角长9.5厘米。它是秤重量的器具，与老秤杆配合使用。砣的周围四面有凸起的铸字：“法定”、“公·粮·秤。”“公”字上端有凹入的铸字“19口口”，后面的字已被时光磨得模糊不清了，未能辨识。

兑九峪镇老街里的一些老宅院，都是明清晋商做买卖的老铺子，这样的老物件很多，随便走进一家老院里，稍不留心就又碰上了。

我在一家明清时期是家大药铺的后人家里，主人给我拿出一个长长的大木盒，放在了老木桌上。这个大木盒很特殊，前面长长的，末尾则是圆形的，仿佛盘子般大小。主人轻轻地把它打开，原来这是一个专门放置“戥”的特制木盒。“戥”，《辞海》里解释是：“权小数之衡器名”，乃指用以测定贵重物品或某些药品重量的小秤。民间也称之为“等子”，亦作“戥子”，戥杆上有分、厘、丝、毫等刻划，最大量为两。刻划处皆打入小铜圆点，如星，以便认识。这个戥杆盒长43.5厘米，厚3厘米。戥杆是象牙质的，长40厘米，径0.5—0.7厘米。戥盘是铜质的，径7.6厘米，深0.2厘米。戥砣也是铜质的，像个小石柱，高4厘米。底边2厘米。

我有一个爱好收藏的朋友，老家在孝义旧城南街居住。他给我看过一个他非常喜欢的收藏物，一个小小的全铜的秤。这个秤的秤杆、秤砣、秤盘都是金黄色的铜做的，就连那秤杆与秤盘连接的三根细软的链带都是用金黄色的铜做的。真的是，做这个小秤的工匠，肯定是把当作一件精美的工艺品来精心打制的。大概，也正是这种精心，才让这件清代所用的秤，留存到了今天。这个铜秤，杆长27厘米，直径0.25—0.3厘米。盘径13.7厘米，深1厘米。砣径1.8厘米，高2.7厘米。

这些都是孝义过去做买卖常见的计量工具。现在的人们已经很少用了。过去，计量的工作有磅、秤、戥，斗，尺，等等，一般的货物都用秤，民间叫“过秤”。旧时的秤是16两一斤，现在为十进制，秤有大秤、小秤两种，大秤能过几十斤到几两斤。小秤用于秤斤、秤两。分量太重的大物件，或者大宗买卖。就得用磅，民间叫“过磅”。那么称中草药的药铺或卖颜料的铺子，则主要用戥。还有那些卖醋、酱油、麻油、酒等杂货的铺子，则用“提”。“提”就是“提提”，孝义人也叫“扯扯”。它是由长长的一个把柄和一个圆轴构成，有木制、竹制和铁制的三种。一般的“扯扯”，是“提”半斤。也有“提”一两，二两的小“扯扯“。卖布匹的铺子多用尺子，有短尺、长尺、皮尺等。卖粮食的粮行则多用斗、升等等。

所以，你要做买卖，必须要学会使用这些东西。当然，做买卖是一件很复杂的活儿，要学成做一个正儿八经的生意人，也不是很简单的。我在孝义旧城见过一本已经发黄发黑的老册子，是清朝“道光拾年岁次庚寅闰四月初十日任城率老人”刘均庵书写《生意集要真诠》。他老人家最后写道：“以上所著生意真诠，总计一百四十四条。余皆从阅用得之。语云；历尽人情真学问，参透世事即经纶。斯言诚不谬矣。后之有志生意者，苟遵循而率由之，庶几可免夫愆忘也，余于后生有忘焉。”

真的是，你要学做买卖，必须要读懂精通这本“真诠”。刘均庵老先生已经讲的很全面了。他告你，“凡人家弟子，初学生意者，切莫遂在大店内。”因为“大店内，本钱是大的，生意是大的，气概是大的，眼界是大的，吃的是美味，穿的是绫罗，如此排场，难免嫖赌，将此逐日行为，看在眼里，日久成风，岂不误却终身？”退一步，刘先生又讲：“就是学成好生意人，”“也是立于险地。”因为世上“岂有千年不散的筵席，倘有一时不合，即辞出生意则难寻照样的大店”，寻不到这样的大店，你到了“小店”，“则生意龌手能吐气，然小店生意虽小但行事俱是寸步留神，论穿者不过布衣，论吃者不过粗饭，至用银钱之处，必细算分文，毫厘不肯妄费。”所以，老先生劝那些想学生意的人，还是最好先到“小店”里学习。小店里“只讲勤俭，并不奢华，寻常日用之需，犹如居家一般，况且烧锅煮饭，下板上门，”“他既受过这般苦楚，见过这般行为，就知银钱非易寻来，而得知当家过日子难矣。”这样从小店里学习锻炼出来的人，再到大店里去做事，自然就不肯妄为了。所以俗语云“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又云：“不受苦中苦，难得人上人。”

这本《生意集要真诠》很实用，讲的很全面。他讲你进了做买卖的铺子里，第一步如何为人处事，如何谦虚有眼色，如何多用心肯学习，才能步入“生意之门”。学做买卖，要站在柜后，照看柜外柜里。看人做生意，听人说什的话，买卖彼此，交谈内容，“必须听而记之”；学做买卖，不可嘴快，多嘴多舌，如众人在一处唠话，只可耳听，勿彼眼望，又道紧睁眼，慢开口；学做买卖，要有礼貌，有眼色；客到，候坐定，即斟茶，双手捧之，曰请茶；奉过茶，退后两步，再回头走。茶吃过，即奉烟。奉过烟，如客坐久，再茶再烟。客去收茶杯，烟袋，归还原处，不可东丢西放；“学做买卖，切莫嫌人琐碎。他说你，皆教你成好人。”你若嫌他琐碎，行于颜色，他下次当说你，也不说你了；“学做买卖，不可倨傲，倨傲者是蠢愚之根也。如此指点你说你，他必定比你高些，才能说你。若对嘴对舌，哼鼻龇嘴，你生意学到一生一世也是不中用的；”学做买卖，不可口钝怯阵，戥子银水，算盘以及礼貌，诸事须请教人。若是拙口钝腮，一言不发。俨如木雕泥塑一般，就令他学到老，亦是不中用，所以，学做买卖，必须“全是嘴上花妙，哄人敬人。因为哄死人，不偿命。学的乖巧在你肚里，就是贱盗不能劫去，岂不是一生之学用乎。”所以，学做买卖，必须要“活泼流动”，这是第一要事。学眼前杂事，暗练熟滑伶俐。更要目视耳听，手勤眼操，须要用心学习。戥子银水，算盘笔法；次之听人言谈，学人礼貌，以上种种留心，方入生意之门。

二

在兑九峪镇的好多老百姓家中，依然可以见到很多“斗”。农人家里几代人常用的“斗”，自己的斗。这是标准的计量器，像秤一样，存留在老百姓自己的房间里。它在那乌黑的老屋里，静静地在那结实而粗笨的八仙桌上放着，旁边还挨着一只木质的舀瓢。阳光照在它们的身上，放发出被历史掩埋的记忆光泽。

你看，那边房屋的墙角也放着两只斗，木质的。还用铁锅钉在已经磨损的地方进行了包围。左边的那只斗，上面长16.5厘米，宽16.5厘米；底部长12厘米，宽12厘米；高10厘米。斗的最底部有一个用毛笔写的字，“公”，已模糊不清。右边的这只斗，上部长18厘米，宽18厘米；下部长14厘米，宽14厘米；高11.5厘米，一面一个字，四个面分别写着“玉”“升”“公”“记”。

在另一家的老宅院墙根搭着一个大大的棚，里面放着上百个粮斗和一架四轮木车。甲骨文里已有“斗”字，上象斗形，下示其柄。《说文解字》里说，这个字，本义作“十升”解，乃量器名。这个“斗”字，以及这么多斗，都是如此的古老，如此的原始，“民以食为天”，它跟悠长的中国农耕生活亲密的哪能分开？孝义的那些古村古镇，哪个家族，哪个店铺里，会没有斗？那是收货五谷的量器，也是交租纳粮的计量。其中包含了多少乡下人的艰辛、悲苦和欣喜，还有一次又一次的掂量。正是因为一家一户收的“斗”，和交租纳粮的“争”，才有了世世代代农民和地主的“斗争”。一直到农业合作社以后，“斗”的度量衡作用才真正被解放。有好多好多的农村，农户尽管仍然用它来盛放粮食，但“斗争”的意义已经消逝。现在是不仅没有了“斗争”的意义，连它也被彻底丢弃了，它已经变成了收藏者酒饱肚圆之后的收藏品。它将和甲骨文、《说文解字》中的“斗”字一样，渐渐被人物遗忘。现在，谁还认得甲骨文的“斗”字？还有那架牢固结实的木轮车，木质坚硬，铁箍穿钉处处把牢，至今无半点松散晃动。这架如此古老的木轮车，它又曾经驮载过多少吨粮食啊！

我还在一家老寺庙的院里，见过里三层外三层地垒积着那儿多的木桶。离远一看，都差不多，不就是个木桶吗？从各家各户收集那么多木桶有用吗？但是，走近一看，不对了，真是各式各样，它们仿佛有生命似的，各有各的样子，充满了各自形态的美。你看，腹部的铁箍有的偏上，有的偏下；提把儿和桶交接处加固的铁叶，有的偏圆，有的宽，有的窄；再看那桶的沿口，有的收得曲度大，有的收得曲度小；再看那桶把上，为了方便使用，桶的主人有的给桶系上了皮条，有的勒上了粗绳，有的则缠上了布条；再细细地看那一个个圆得憨厚老实的桶部，有的旧些，有的新些，有的好像没用了几年，有的劳累得木头都满脸起皱纹了。再仔细地看那木桶，有的曾被用来挑清水，有的是用来倒泔水的，有的可能就是当便桶用的，还有的就是上田浇菜的粪桶……这哪里是对桶的收集吗？我分明看到的是孝义西部山区多少农户人家茅棚田园生活的图景啊，看到的是多少个乡村上百年的男耕女织情景的重演！这就是乡村集镇劳动人民耕作、买卖、交易、安稳过日子的一块块的历史碑刻和时光记忆啊！

兑九峪镇的买卖人大都是从乡村出来了，在田地上辛勤耕作得有点资本了，就开始在古镇上做些粮食的买卖了，所以兑九峪镇从明清到民国，做粮食买卖的人家最多了。据那些寺庙里的碑记载，从清乾隆期间，兑九峪镇就出现了颇为活跃的粮食市场。除粮食买卖外，最多的就是百货、布匹、杂货、食油、棉花和干鲜果品等的交换贸易了，再下来就是中药药铺也不少。发展到民国以后，做典当铺，钱庄的金融行业才发达了。当然，开骡马店、车马店、饭铺、酒馆的服务行业买卖的也一直不少。

据道光八年（公元年）南鹤年，南彭年所刻碑文记载，道光七年，兑九峪已发展为“孝属首镇”、“聚粮之码头”，“经营粮食的行店有八、九家之多”。逢集赶会之时，东部的孝义县城、汾阳、介休、平遥等地方的买卖人，西部之隰州、柳林等县一带的粮贩子，都聚集于此，或籴买成粜卖，进行着红火而热闹的交易。到民国3年至10年（-年），兑九峪镇街市开业的粮店已有17家。平常里，粮店的日成量都在百石以上。遇到集会，可增长至千余石。由于集聚的粮食多，兑九峪有“米粮川”之称。老百姓才说：“填不满的峪道河，拉不完的兑九峪”。

兑九峪镇所有粮店对员工的要求都很严，普遍都有不成文的规定，即股东和掌柜的弟、子、侄、孙都不能在本店学徒，避免凭借私人关系而因没有做买卖的本事影响店铺的生意。此外，入店学徒，最起码的条件是，能识文断字，熟打算盘。就这样，也还需要有别的粮铺担保。

在兑九峪镇这十几家粮食行店里，买卖做得最好的，规模做得最大的，信誉度也好的，就是“玉升公”粮店。这家老粮店最早于光绪二十六年（公元年）前开办，是由石像村的秀才冯慕仕、冯慕崇二兄弟结股合办的。起初，二人共存有元银圆股份，兼营量斗过称，赚斗行钱。到民国八年（年）前，慕仕、慕崇两人相继去世，这个店就由慕仕的儿子冯渭和慕崇的儿子冯洮承来继承经营。经过几年，玉升公的买卖越做越大，店址发展为三处大院，有粮仓库达39孔窑洞。店内有东家2人，掌柜的3人，司账员2人，斗行员、外联员以及杂勤人员达15人之多。这个老店遵守商业道德，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买卖自然做得做来越大。平常日，粮食成交量都在10石以上。逢集赶会成交量达百石以上。经营有小麦、小米、高粱、玉米、莜麦、豆类、芝麻等，年盈利润均在银圆以上。有一年，一场特大洪水冲毁了前两个宅院的库房，因而买卖规模缩小，资金周转十分困难，玉升公为了解决困难，号召兑九峪的老百姓余粮入股，库存粮食维持在石以上。尽管经营运筹艰难，东家依然承继冯家的儒商传统，继续借给贫苦人家一年不下百十来户，到期了，有则还、无则免，所免得粮食都记在东家的名下，算自家的开销。民国25年(年)中国工农红军东征到孝义，路经兑九峪镇时，红军见“玉升公”粮铺开明行善，口碑极佳，书赠“积善之家”予以保护。东家冯渭见红军有礼有节有义，不像晋军无礼无义，竟白白拿走粮铺的粮食多石，决定礼送红军银圆。到了民国26年至27年（年-年），孝义县抗日民主政府、牺盟会、决死队、八路军在孝义的抗日活动如火如茶，开办抗日军政大学，扩大队伍抗击日寇。玉升公又支援师师部粮食石，支援旅余石，支援牺盟会决死队50石。民国27年（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据兑九峪镇后，玉升公粮食被迫停业。年，孝义县人民政府县长董宗元批准老东家冯渭为“开明地主”，并被选举为第三区（兑九峪镇）的人民代表。县政府派车来接冯老人家去县城开会。

义和公，也是兑九峪实力雄厚的一家粮店，东家兼掌柜的是平遥人陈小林。清光绪三十一年（年），他随其姐夫刘敬义来到兑九峪镇开办“义和永”帐庄，刘是原平遥“百川通”票号的掌柜之一。他们于民国三年（年）开办了“义和公”粮店。这个粮店共有员工13人，年均经营量为1石上下。起初，这个店也是坚持“义中取利”，“不以利害义”的原则，对同行同道的也是坚持“和为贵”的做事风格，兼并整合，由小渐大。但是，随着陈中林被大伙儿推选为兑九峪的“街长”之后，这个人就变的财大气粗，本人盖私宅还侵占公有古道，勾结阎锡山的势力，排挤同行道店铺，引起老百姓的不满和愤慨。民国25年（年）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兑九峪后，借民愤打开义和公的粮店，向当地和周边的贫苦老百姓发放了“开仓济贫”粮近了0石。从此，义和公粮店停业倒闭。

《兑九峪镇郝姓家谱》载：“清乾隆十年（年）前后，郝家寨村的郝延高，看重兑九峪的买卖生意，抛弃了读书求仕，在这里开设杂货商铺后生意兴隆，为了方便，举家迁居至兑九峪慈善街。”从晚清至民国期间，兑九峪镇从事日杂副食业投资在至银圆之间的店子铺商有19家，主要经营的商品有：潞盐、海盐、小盐、粉碱、砖碱、海带、曲沃生烟、包烟、定烟、水烟、烟叶、纸烟、煤油、蜡烛、香仙、火柴、五香调料、香油、麻油、酱油、粞醋、烧酒、挂面、粉面、粉条、茶叶、糊窗户的麻纸、还有学生写仿的麻纸、祭鬼手工色纸、草纸等。都是这些杂货铺里派人到太原、汾阳、平遥等地进货的，也有运城人关年鹤的货栈送过来的，石像村冯先林临县的货栈送来的，还有冯芝翰、冯芝兰、冯大旺等人在离石、柳林开的货栈驮过来的。下令狐村人耿银光在兑九峪办的货栈，除了自己批发各地驮队运来的日用杂货，而且还转运或批发给孝义旧城，周边各大村社日用杂货。这19家店铺中，资厚品种全的店铺就是谦受益、德源成、庆和涌等几个铺子。

谦受益是后庄村里的刘文魁的祖辈开的，开办于清同治五年（年）前后，起初只有流动资金两白银，由于做买卖实诚，加之肯干勤俭，到民国初年已有流动资金银圆。开设之处，有酿酒、粞醋、晒醋、手工磨面、挂面作坊。酿的酒口味纯正，很有名气。酿酒用的是大孝堡、司马等东川的高粱，水是兑九峪金斗山下深沟里的泉子水。天天有10来个人给铺子里担水。他家的烧酒，除了本地商户，周边百个村庄买以外，还远销至旧城和太原等地。早几年，有个后庄村的人还在太原海子边的一家茶叶杂货铺里，看见一个陈旧的大瓷酒坛，高挑的圆腹肚，圆而小的嘴，黑黝黝的，上面还印刻着“中华民国柒年，兑九峪谦受益，酒”这样的字。后庄家问，这里从哪里来的？店主自豪地笑着说：“俺老子手上传下来的，摆在哪儿就是供人看哩！后庄家笑了，心想，俺兑九峪的酒还跑得真远哩！

德源成杂货铺的东家是天津人李骐成，掌柜的是兑九峪的王四孝。老人们说，李骐成的祖辈是前清在天津办洋务的从六品官员，他从小就耳濡目染，后来，通过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一起读书的石像村人冯芝惠推荐和介绍，于民国三年（年）春，在兑九峪开了这个杂货铺做买卖。那时，汾孝核桃誉名海外。兑九峪这一带柱濮、阳泉曲、下堡镇70多个村都盛产核桃，李骐成就看好了收购和加工桃仁，然后销往天津和海外。投资银圆一万余元，开办了德源成，经营核桃、棉花和天津的日用杂货，他们卖的“美孚牌”煤油，是从美国进口的外国货，燃灯亮，黑灰少，很受人们的欢迎。该铺有员工20余人，都是做买卖的好手。民国10年（年），他们的买卖营业额达到余银圆，成为兑九峪日用杂货行业之最。这一年，店铺发给每个员工一辆日产“铁生茂牌”自行车，成为当年十分稀罕的一件最奢侈的事情。

庆和涌日用杂货铺的东家是石像村冯巩，掌柜的是克俄村人任世兴。开办于民国5年（年）。冯巩除经营这家铺店外，还经营着吉成铁器铺。两个铺子的投资都在银圆元以上，他们占的位置好，在后庄村的码头上，生意十分火爆，月平均经营额80余元银圆，批发兼零售，运销石楼、永和、柳林、离石等地。这个铺子和其他店最大的不同，是全店员工20余名，都是来自同族同乡、一律不用外地人，为的就是知根打底，一切可靠，便于东家控制。在管理上，实行的是家庭式、亲情式管理模式。东家与掌柜，掌柜与员工，视家长与晚辈相持，同乡扶助，拓展买卖。

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军、晋绥军等当过路军路过兑九峪太频繁了。这些过路部队纪律涣散，要吃要喝，好些日用杂货铺子要么缩小规模，要么关门停业，很快就都倒塌了。

由于煤炭行业和粮食店铺的日益发达，兑九峪的饮食和服务行业也越来越多。从清朝乾隆年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兑九峪镇有好多老店饭铺、马车店和客栈。诸如同庆成客栈、长兴骡马客店、杨氏骆驼店、过街骡马店、和合骡马客店、致和骡马店、耿氏骡马店、宝成苑饭铺和大成园饭店。

长兴骡马店位于拉煤古道的“花市”场北侧，占足了位置，成天有数百以上的铁轮大马车在这儿休息。起初，是由兑九峪的武氏和后庄村的王氏，在清朝乾隆十六年（年）共同集股开的，后来几易其主，至晚清时由文水人贺朝英经营，当时拉煤古道建筑至河滩北侧，这样，这店又处于“花市”场闹市中心，车路不通，只能是揽营马帮驮队。店里有好多间简易的棚房，里边设有牲口草料槽7个，都是长约4尺，宽约2尺的大石槽。有三间大的客人住房。还有专供旅店烧水做饭的大火炉灶，日夜不息。日本人进来后，马帮驮队就没有了，只能停业。主人仅靠店址出租，屠宰猪羊过日子。

和合骡马店在兑九峪街市观音堂北侧，清朝道光年间开业，主要经营长途贩货的马帮驮队。清末民初，转给后二庄村的刘二则掌管，兼营货栈，生意十分兴旺。日军侵占后，客店停业。由姓任的在该店后院改成赁铺，专供喜嫁丧事使用的花轿、灵罩、饭桌、盘子碗筷等。前店由一家改作垫布作坊。

过街骡马店，原是由晋东南长治人于德箱、于德忆二兄弟来兑九峪后，租得东头坪口的一块地皮。他们盘了锻炉一座，以打铁为业，擅于钉掌手艺。过了六、七年，于氏兄弟用积赚的钱财，买下了这一块地，有二亩多地。在清朝咸丰年间开了这个骡马店。但当地街上有人放话了，建店行，但必须留下进“兴隆街”的古道。外地人低人一等，只好在店院内留了一条从南至北的通道，故此，人们就把它叫成“过街骡马店”了。从光绪、宣统再到民国期间，一直由姓于家的人经营，到成于成力于二成手里，还很红火。后来，就转交下令狐人耿银光经营货栈了。

大成园饭店，由兑九峪的武氏在清朝乾隆年间开办，后几易其主，到了民国初年，转由驿马申家沟的人闫锡昌经营，买卖很红火。主要是为本镇的商号、煤窑和过往客商服务。不仅做订席和订菜的服务，而且多是本店伙计提食盒送饭上门服务。

宝成苑饭铺在清朝光绪末年开业，东家为武德谦，后转交给武世珍经营。武世珍主要以开煤窑为主，顾不过来，交代给儿子武占魁经营。武占魁也很能干，雇佣厨师宋桂成炒菜做面，做得讲究可口，闻名远近，因此，来饭铺吃饭的顾客很多。到了民国34年，兵荒马乱的，一天不如一天，至民国37年（年）土地改革了，饭店就关门停业了。

兑九峪镇的买卖做得红火的时候，是以清朝乾隆末至清道光初年。这时候，有人在兑九峪开办了第一家中药铺。

据说有个河南人姓谭，每到冬天就住在梧桐，在周围各村收购山药，加工好后装进纸箱里，贴上“怀庆府山药”的商标就运往河南了。他老听给他干活得人们说兑九峪的商贸如何如何的繁盛，心有所动了，就一个人抽时间去兑九峪跑了一趟，回来后，把他看到的情况如实告给父亲。他父亲就带着白银两，于道光二十四年（年）在兑九峪买了地皮，建了铺子，票购了四方各地的名贵中药，就办起了兑九峪前所未有的大药铺。到了光绪年间，儿子谭景瑞承继父子接管过中药铺。这个人特别重视对员工技术的教育和品德的培训，进一步规范号规店章，买卖越做越大，药铺的员工多达7人。到了民国19年（年），谭景瑞患病回到老家，由儿子谭正乾承继营业。谭正乾仍以诚信为宗旨，四处采购地道中药，又聘请有名望的老中医郝元晋、陈凤仪为坐堂中医，买卖也很红火。民国27年（年）日本人侵略晋地，战事四起，无法进回货源，谭正乾只好变卖资产后回到河南怀庆。

清光绪二十二年（年）兑九峪的任老大任廷选投资白银两，在东石坡下开设了“同仁堂”药铺，有员工三人。到了民国初年，任老大又将中药铺转给任老三。到民国34年（年）任老三又转给杏野村的武振宏。药铺也改名为“人力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医院药房。

清朝光绪二十七年（年）晋南河津人史得忠，投资白银0两，在兑九峪开办了第三家中药铺，叫源胜永中药铺。药材多是由平遥、汾阳、孝义、太谷、祁县的大药铺赊销后付款，这个中药铺除经营药材外，还营棉花、曲沃生烟。民国27年（年）遭乱兵哄抢，从此铺子一蹶不振，到民国36年（年）关门歇业。

民国9年（年）石像村清光绪二十年的甲午科举人冯济川，在兑九峪西石坡上（西街）买了一座旧铺子，他动工修建成二层楼房。竣工后，投资缗铜币，开办了“体仁堂”中药铺。他聘请了教场村的中医李富春为大掌柜，全面主管该铺子的业务。他要求药铺要以济世救人为宗旨，所卖药材必须是地道药材，不能有劣质假货，而且不加利润，均为成本费用。他亲自撰写对联曰：“体天地好生之德，与乡党共跻于仁”，挂于铺子两侧，表明了冯举人开设中药铺子的意愿和善举。

从清朝咸丰年到民国初期，是兑九峪镇买卖做得最旺的鼎盛时期，这个时候，非常活跃的商品经营，孕育了金融经济的发展，相继有天和厚当铺，聚源当铺，义和家帐庄、汇元通钱庄，未昌和庆源当铺出现。那个时候的当铺，主要服务于穷苦的一般老百姓和小手工匠者。账局除对小商贩放款处，就是对中等商号铺子提供信贷。钱庄除经营货币兑换，还为一些大店铺提供金融服务。这些账局和钱庄为了业务的要求，还印发“流通劵”，同货币一样在兑九峪流通使用，建立和维持着自己的信誉机制。据老人们说，当时兑九峪和后庄村的人们，只要有一点积蓄，都要放到账局的钱庄里，挣一些利息，其日利息在20—30%之间。

在后庄村的姓武的一家老院里，我见到了好几个已经变得黑漆的钱柜，高挑而雅致，和平遥古城“田升昌”里钱柜一模一样。我很惊讶。老人说：这就是咱兑九峪老“当铺院”的钱柜。老祖宗仍留下来的东西，我总是舍不得卖掉，好有多收古董的人要买。这位清瘦而佝的老人，还带我到兑镇老街上看了那个“老当铺院”。院里住的人已经很少了，破破烂烂的，十分荒凉。我没有想到，我以前也多次到这个院子，但没有想到，这就是当年红火热闹的“天和厚当铺”。

天和厚当铺是兑九峪镇的第一个当铺，在清朝咸丰三年（年）由石像村的冯氏家长带头集股开办的。当时每股是白银0两，共得股0两，起初，以”典当“为主，老有一些贫苦农民和小手工业者，遇到天灾人祸，无法度日，只能拿上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到当铺典当。当铺以物品论价，按40—50%折价存典，其利润高低不一，一般在2—2.5分之间，抵押期限为3、6、12、18日之间，当期及满，顾客无力赎取，即以“死”处理，由当铺上市拍卖。到了光绪初年，这个当铺开始兼营钱庄业务，买卖做得很红火。但没有想到会遇到光绪三年（—年）的大灾、旱灾、虫灾、狼灾一连不断，满镇的人各自逃生，”赤地千里，死尸枕籍”，放贷得不到回笼，典当物品形同废品，无人收买，最终以倒闭告终。

义和永账庄，是平遥刘敬义于清朝宣统年间（—年）开办的，投资白银两万两，主要是对兑九峪镇街市的工商业者、钱庄、当铺放款。到民间初年，开始给长途贩运货物的驮队放款，石像村的冯大洪，在秋天收购核桃时，向他借贷，往天津运出核桃收了款后，再还款付利息。但没想到，民国19年（年）山西的钞票毛荒，东家亏本严重，只好撤资回到平遥。

做买卖，必须要讲信用，有好的掌柜和员工。买卖要做大，更得要有好的接班人和品行好的员工。

这和治家、守业、传承发展一个道理。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梁启超很早就指出来了。西方人信仰宗教，每个城市最好的建筑就是教堂，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四海之内都是兄弟，家庭观念十分淡薄。中国文化不一样，我们都是爹妈生的，我们和高祖、曾祖、祖、父组成了血缘家庭，构成了我们的家庭。所以，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最重的。孟子讲：“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西方文化里面，认为人心是恶的。这种恶出于本性，不学就有，不教而能，被称为“原罪”，是与生俱来的。中国文化相反，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决定了他跟其他动物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人可以接受教育，成为君子，甚至成为圣贤。人虽有善根，但如果不教育，同样不能成才，更不能成仁。所以《礼记》中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对于一个家族和家庭而言，子女教育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家庭的兴衰。

儒家经典《大戴礼记》中《保傅》曰：“殷为天子，三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其故可知也。”意思是说，历史上有的朝代传的非常长，最长的有两个朝代，一个叫殷，传了三十一个王，历时六百年；周朝传了三十九个王，历时八百年。这两个朝代绵延的时间这么长，在人类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和它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秦，只传了二代。为什么呢？周人知道，能不能长治久安，在于接班人培养得好不好。《保傅》中说：“于是比选天下端士孝悌闲傅有道术者，以辅翼之，使之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目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视右视，前后皆正人。”而秦朝则如何呢？《保傅》中又说：“乃秦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尚者告得也；固非贵礼义也，所尚者刑罚也；故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灭人三族也。”秦就不一样了，秦的风俗是“不贵辞让”，人跟人没有礼让，所崇尚的是“告得”，相互告发，为的是得到赏金。秦人也不“贵礼仪”，“所尚者刑罚也”，崇尚的是刑罚，不是杀人，就是动用割去鼻子的劓刑，甚至是灭人三族。《保傅》中还说：秦国是“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为计者谓之芟诬；其视杀人若芟草菅然。岂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习导非治故也。”是说胡亥今天即位，明天射人，忠臣去劝谏，他说是污蔑，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去献计策，他说你是沃诬。胡亥杀个人，如同割草那样轻易，这难道是胡亥的生性就不好？是他从小受到的教育使他没法治国，所以二世就亡。”

所以，中国文化很早就重视家教家训家风，中国最早的家训是颜子推的《颜氏家训》。颜之推的老祖宗是孔子的学生颜回，唐朝的颜真卿则是他的后裔，生活在魏晋南北朝的颜之推，十分重视家风家教。他说：“吾家风教，素为严密。”每天的日常活动，都能做到：“晓夕温情，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做为长辈，颜之推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经历的世事告诉后代，所以写了一部《家训》，全书七卷二十篇，纵轮治家、为人治学之道，主旨是“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颜氏家族垂范家训，让子孙都走正道。像这样的家训，中国很多，如唐太宗的《帝范》，司马光的《家范》，朱熹的《朱子格言》，朱伯庐的《治学格言》，康熙的《庭训格言》，曾国藩的《家训》等等。这些，对中国做买卖的商人影响也很大。

我在下堡镇昔颉堡田氏祠堂的外墙，看见一个《昔颉堡村建立族规碑记》，这块碑记记得就是清朝康熙时期孝义的大买卖人田丕黼把自己的祖祠堂，起号“树德”，意思就是施行德政，立德，希望子孙多行善事，以德立身。他为田氏重刑族规内容的经过，是“大清道光十八岁次戊戌闺四月殺旦立”。清道光十八年即公元年，碑未署“增广生田锡明敬序并书”。其中改定的十条族规为：“教人伦。莫先于孝弟，倘有不孝不悌之辈，小则乡地拘跪祠堂内，同宗长酌其罪直达小二杖云，多不过三十，大则禀官究治；”乐任恤。凡遇荒歉吉凶，丰裕之家情愿资助者，以励乡人，以成厚裕”；“重本业，凡酗酒打架，乡地拘跪祠堂，同宗长数其过而杖之，多不过三十，不遵者立刻禀官究治”；“尚廉耻。凡开场赌博初犯，乡地拘跪祠堂，同宗长指其恶而杖之，开场者三十，赌者二十再犯则禀官究治”；肃闺门。查汾属乡村每村有香会，男女共去点香。嗣后，凡妇女有万不得已入祠点香者，必父见夫男亲随，违者在家杖父，出家杖夫，年老杖子，各三十，不遵者禀官究治”；美风俗。凡句引匪类，以及容匿游方僧道，面生可疑之人，乡地会集甲长牌头，登时赶逐，不遵者禀官究治。”“斥恶习。凡丧葬事务，不许念经，诡名忏悔，妄加父母罪过，及服中婚嫁有干宪典，违者禀官究治”；“闭邪教。凡白蜡，红莲诸色目人，不许入乡上供，以兹弊端，违者禀官按律知罪”；“崇节俭。除春祈秋报外，不许无故唱戏，违者罚猪羊祭祖，不遵者禀官究治”；“慎守夜。凡巡更，东西头各三人，河南二人，有警互相接应，庶保无虞，二更以后不得黑影潜踪，有事必须明燃火烛，如有犯夜，以匪人论。”

而且，田家的后人田庆鑫还对我说：田氏家族生活与经商，均以勤俭为宗旨。第一，田氏家族规定，凡男人，从小上家塾读书，十四五岁时送往铺号历练，一来学习经商之道，社会经验，交际语言，如田丕黼七世孙田士直，田士敏精通俄语，田士舆，田士才精通蒙语；二来可以节省雇人的开支。第二，据族中老人讲，在外经商三四年，就可以回家同家人过年。但无论走多远，途中绝不住客店，不进饭店，而是在自家的专用车内吃住。从家临走时，家人要包很多饺子，冻好，烧很多石头饼。车上有木炭，火锅，行李，一路上吃住，都在车上。第三，为了减少开支，回家自养骆驼、骡马，喂牲口黑豆和黄豆，走路有劲，走得快。

正因为田氏家族注重对后代和族人的社会道德和个人品性的培养，所以买卖才越做越大。田氏家族有五座商号，起初是经营食盐、白酒、布匹、绸缎和皮毛。从清雍正年间起，田丕黼的儿子田继学，田继业，凭借皇商的有利条件，开始前往库伦、临克图、俄罗斯做茶叶生意，获利可观。至今流传，赚下的银子是用骆驼往回送的，这种情况一致延续至清嘉庆年间。

在后务城村（原属孝义，现归交口县），见过一部《李氏家谱》，纸本发黄发黑，但还比较完整，这是李氏十一进孙李析，于清光绪十一年十九日清明节，用废纸毛笔抄录的原谱。据家谱所载；李氏一族从明代居孝义西乡后务城村刘王里甲，至今已繁衍二十代人，立始祖为李进宗，于清朝康熙年李氏族人时迁本邑城东街尚义坊一甲居住，创建宅院四所。祖坟在后务城村，新坟在留义村二十七亩地内，《李氏家谱》中说：“始祖李进宗，大明时人，故居在孝邑西乡离城九十里，村名后务城村刘王里九甲人氏，公好义广施，济急不吝，家资丰盈，家教有方，出入无私，食服不奢，居无华丽。公暇适汾郡东、郭竣修古巷，娘娘庙督纠募于公，公然笃施，愿施赤小豆一百石，约日负送，如其缴纳，并无一粒之杂，黑炉花囊并慨无一毛之累，是时人皆赞美。羡称富商，号曰员外，挟正中梁，至今公讳尚存。”

就是这样的大买卖人家，在他们的《李氏家谱》中，留下了这样的祖训：“不求金玉富，但愿子孙贤。贤者福之门，财者祸之基。天地无私，为善者自然获福。圣贤有教。修身可以齐家。古今来，多少世家无非积德，天镶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遗子黄金满箧，不如教子一经，绵世译无如积德，振家声还是读书。”

正是因为，孝义的商家重视家训族规，重视对后代的培养教育，所以，孝义做买卖的人很多很多，而且买卖越做越大，甚至做到了国外，诸如恰克图、俄罗斯、蒙古国等地。

在孝义旧城的中阳楼，有一块中华民国五年（年）立的石碑，《建筑中阳楼并永安市场》碑。碑文是由时任孝义县知事的解玉辂撰写的。这是清末民初，县府花费八千余缗，重修了中阳楼，又创建永安市场花费了九千余缗，资金的数目是空前巨大的。而这两笔大的资金，都是孝义的好多商号，还有孝义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好多商号共同捐资的。这尊《建筑中阳楼并永安市场》碑，就留下了捐资商号商人、村庄的名称，其中的商号部分，可以说是民国五年的孝义大买卖家的花名册。

碑文中记载参加募捐组织工作的商号有：兴泰成，王盛之，兴隆泰等八十一家；捐大洋一元以上的商号有：蔚盛公，咸元会，马头锦裕恒等六十四家；捐白银二两以上的商号有：大盛魁，石鹤成，大清银行，当商公等四百壹拾壹家之多；捐白银一两以上的有：曲周县人和公，恒和义，义和美等八百伍拾叁家之多；捐铜钱一千以上的商号有：长盛厚，通义广，庆升公等伍佰伍拾家之多。从捐资名册来看，在孝义的大多是本邑、大村、黑波沟、岭北沟、王才堡、马家湾、吐京、兑九峪镇、克俄村、义棠、高村等；在外地的有安徽省、河南省、洛阳府、河北省、寿阳县、山东省、辽宁省、平遥县、太谷县、交城县、右石县、张家口、祁县、江苏省、洪洞县、霍州府、中阳县、湖北省、湖南省、宁夏、包头、太原府、榆次、介休县、灵石县、榆林府、浙江省等等全国各地的；还有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今内蒙古自治区淮洛尔旗等好多的地方。从这个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孝义的做买卖的，已经遍布全国各省、孝义的买卖已经做到蒙古国、恰克图的域外，还有的走的更远。民国十年（公元年）所立的《重修三皇庙新建文昌魁楼并改修乐楼碑志》中，记录了孝义贾家庄村重修三皇庙新建文昌魁楼并改修乐楼的经过，里边募捐布施人的名单中，有“郭汝棠由俄境募化大洋贰拾元。”可见，孝义做买卖的人跑得有多远。“俄境”，就是俄罗斯境内。

（以上由作者本人提供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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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九峪（东街）古影壁遗迹（摄影：尔学礼）

马明高，年毕业于兑镇中学。山西省孝义市人，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三届作家班和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专委会副秘书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委员，山西省电影家协会理事，吕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孝义市作家协会主席。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中华文学选刊》《当代作家评论》《百家评论》《光明日报》《文艺报》《名作欣赏》《文学报》《山西文学》《黄河》等报刊，编创的五部电视剧在央视和各省卫视播放，出版著作二十多部，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文艺评论奖、人民文学观音山杯游记散文奖、中华读书报散文奖和浙江作协非虚构散文奖等十余项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