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PaperRoad

——ThePracticeandExperienceofWesternBotanistsintheSouthwestChinaintheEarly19thCentury

埃里克·穆格勒(EricMueggler)，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李晋，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

《纸路》探讨的是20世纪初，西方植物学家与纳西人的合作如何形塑了博物学事业在西南中国的实践。本文是该书导言的改编版，梳理了全书的分析框架、历史背景与核心人物，聚焦于傅礼士、洛克这两位西方植物学家和以赵成章为代表的两代纳西村民。这两类实践者拥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和历史意识，对地景和档案有不同的认识方式和体验。这些差异在人的亲密合作中碰撞、融合、互补。这些互动不仅让本土人的知识体系塑造了西方博物学事业的拓殖与建构，而且使帝国边陲成为理解这些互动的关键场所。这些故事最终证明大地是一种经由人与物、纸与路所编织和沉积成的社会存在。

地景；植物学；西南中国

纸上的滇西北:标本与地图

赵成章展开一张纸。这项事业离不开纸。每次出城时，他的骡队里总有一头满载着纸，粗糙、易透，原料是山腰下成簇生长的箭竹。当他经历数周或数月的苦旅返城时，身后的骡队满载着整齐的、用板条压实的纸包，每页纸中都有一株植物标本:绿绒蒿、茜草、报春花、龙胆、委陵菜、杜鹃花。他把包好的植物堆在院子里，压上石头。随后几天，他逐一打开草纸，凭感觉尽量调整标本的留白和比例，再把它们重新折进光滑的信纸。这种纸不属于本地的市集:它们要用火车、货船和牛车先从仰光运到中缅边境的八莫，再用骡队通过漫长的边路运抵这座边贸小城——腾越(今腾冲)。他把印有编号和雇主傅老爷英文名字的纸签贴到每株标本上。这些纸签是从爱丁堡寄来的，傅老爷自己的雇主就住在那儿。他把所有标本按每一百株打包，用当地绑草鞋的带子系紧，再裹上黄色的、仰光进口的英国油纸。他把这些包裹放入专门打制的木箱，他手下有个不错的木匠。他会把这些木箱发往八莫，每头骡子挂两箱。

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纸。在打包标本前，他每株都要与老傅商量。老傅做笔记，用掉了仰光运来的成捆的信纸。再早些年，他特意从爱丁堡拖来他的笔记本;在那儿时老傅喜欢边走边记，不过现在他主要待在腾越等人把这些植物送过来。在每天做账时，赵成章用的是一种普通的无线信纸，这种纸在腾越的市场和丽江就可以买到;丽江离这里有一个月的脚程。老傅写信时也用这种纸拟草稿，然后再誊写到进口的信纸。他还需要相当数量的相纸，而且总嫌不够:他在很多信件中焦急地催促雇主再多寄些相纸。即使是这种纸，刺鼻、光滑，也是由植物做的—是大地的片片肌理被碾碎、浸泡、过滤、压实。在家乡，赵成章看过年迈的东巴如何煮泡、打浆、抄造树皮，制成一片片厚实、耐磨的东巴纸，在上面抄写经书。他知道，这些经书中有很多描绘的是旅途，它们沿着一长串地名伸向这座边城和再往北数周才到达的高山—他曾和伙伴们探索过那些山脉，历尽辛苦。在他反复看过的葬礼里，东巴们会让手中的泥偶跨过一条长长的、绘制出的纸路，一幅向北伸向这些山脉的地图。

这是年。他从年就参与这项事业。他徒步，采集标本，默记植物的特征—花瓣数量，叶片形状，绒毛类型，苞片或叶片上的鳞片—他思考在哪儿能够找到他还不知道的新物种。他向旅人学习一串串地名，聆听他们的故事，发现新的路线。他夜宿客栈、村落，用羊皮席地而卧，在同乡中雇佣队伍，在跋涉中日积月累。这些行走、寻找和采集最终全都落于纸—变成纸上的地名、清单、笔记、地图、日记、信件、账目和影像，变成折入纸中的标本和种子。对他而言，构成这片区域的是大地和他对大地的体验(experience)。但它也是一个纸做的东西，一个像现实的东西。

他轻蘸墨水，小心翼翼，生怕坚硬的金属笔尖划破纸面。他勾出八条折线，从上至下，几近平行。最长的四条线在靠近顶端时尖锐曲折，呼应着北边的石灰岩群;它们在底部和缓得像是南边更平坦的山势。在山脉中间，他画了几条平行曲线，表示河流—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在左边，折入缅甸的是小江;在它下面，他画了龙川江的两条支流。沿着这些河流，他用整齐的汉字标注村落和山脉的名字。接下来他又画了一张地图，还有第三张，画的是一大片河流切割出的区域:向北沿怒江向上进藏区，向西到恩梅开江，向东至金沙江大拐弯，那是丽江城和他的村子所坐落的区域。

卷放在屋内木箱里的是同一区域的其他地图。18世纪，丽江文人已经依据商旅和军队报告为一部官方方志绘制了地图。地图的核心是丽江城，有护城河环绕在四周。但是这个城中心被挪到了右侧。地图左半部描绘的是这座古城西北方的广裹疆域，丽江帝国曾经的领土，怒江是它的西界。怒江的远侧是一片空白，有虚线标出“怒夷界”。这是明朝年间从丽江横扫四处的战争机器的止步之处，他们无法击败藏身怒江峡谷的傈僳人。

年，为另一个帝国，印度大三角测绘项目(theGreatTrigonometricSurvey)出版了两张地图，在展示缅甸东北部的同时也包括了云南省的大部分区域，依据的是秘密行动的英军官员测绘的道路数据。大片区域是空白，尤其是澜沧江与怒江之间的部分。怒江的部分流域和整个休江也只是以推断性的虚线表示。年，该项目发布了一张改进后的地图，参考了戴维斯上校(H.R.Davis)的旅行报告，他与约克郡十九步兵团的50名士兵一起穿过了云南。植物学家也绘制了地图。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植物学教授韩马迪(HeinrichHandel-Mazzetti)在一战期间用了五年时间考察云南，把自己的旅行线路绘成地图。他的地图包含很多印度版地图没有的信息，但是他用高度个人化的方式把地名转写成罗马拼音，有时难以辨认。赵成章研究过所有这些地图，用以标注他的行走线路，或是在地图上给老傅指明他发现新标本的地点。他还熟悉所有地图中最详尽的一种:一套仿若地图的文本(map－liketexts)。他的家乡雪篙村离丽江不远。和附近村落一样，他们都用优雅的象形文字来绘制长串的地名。

赵成章正在绘制的地图与这些地图迥然不同。他徒手，依靠记忆绘制，既不测绘或尝试标注经纬，也不在意比例尺的精度。但是在很多方面，他的地图比其他那些地图都更全面，也以更丰富的细节描绘了这个地区中最偏僻、危险的区域。从风格上讲，他的地图沿用了18世纪丽江地图所代表的传统，但是不属于现代制图学知识的任何体系。它们既不是旅行者的指南，也不是管理者的工具。它们记录的是体验。有些线条浓缩的是在雪峰青影下数百日的跋涉所留下的记忆;有些线条记录的是对滑向西北方的山峰所投去的远眺。有些地名对他而言是生斯长斯的世界的一部分，熟稳得有如自己的名字;有些地名是他尝试翻译的异族舌尖上的声音，是从其他旅人口中偶听的虚言。在融入了对远山、近水、村落和道路关系的细致刻画后，这些地图轻巧的手绘风格以几分精确感，追溯了一个把雪泥鸿爪转化成抽象想象的漫长过程。

赵成章或许是20世纪早期最多产的西方植物学勘探者。把他称为“西方”固非正确，但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便称，因为赵成章的工作是漫长的林奈主义事业的末端，这项事业让欧洲植物学家与其合作者们整理全球的植物种类以参与创造、巩固和解释殖民帝国。赵成章的家乡是光彩照人的玉龙雪山脚下的一个村落，汉语叫“雪嵩村”，纳西语叫“巫鲁肯”，纳西语是当地人的母语。他的名字反映了他的很多同乡对识字的向往:意思是言谈书写时出口“成章”。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孩子上学时起的学名。他肯定应该在雪嵩村旁由清政府开办的几间乡塾里受过至少几年教育，因为他的书写清楚而准确。年到年，赵成章受雇于孜孜不倦的苏格兰植物采集家乔治·傅雷斯特(GeorgeForrest)。赵成章叫他老傅、傅老爷、傅礼士、或傅子。在傅礼士七次云南考察的途中及间歇，赵成章为其网罗了一伙植物采集者，主要是他村里的亲戚和伙伴。在傅礼士的前两次探险里，这些人带他考察了玉龙雪山以及更靠西和北的一片区域。此后，傅礼士把营地先后设在雪嵩村、西边的腾越、或是澜沧江上游最西北端的藏式木屋里，赵成章和他的队伍从这些营地出发，按照第三或四人一组，外出考察，时间一周到两月不等。赵成章是这些考察的总参谋，他的任务是雇佣和付薪水给这些采集者，告诉他们去哪里或是找什么。他和一个六到八人的“特别小队”负责最困难的路段，去西北尽头的山脉或是更遥远的地方。总体算来，赵成章、傅礼士和雪嵩村民向爱丁堡皇家植物园(thePoyalBotanicGarden，Edingburgh)输送过数万株植物标本，几百件鸟类、蝴蝶、蛇和哺乳动物标本。这些植物中有几千种是科学界的空白，很多昆虫和动物也是一样的。超过种植物在今天仍然被栽种，仅仅是杜鹃树种就杂交出了数百个品种。有超过个属的植物被归于傅礼士名下。这些植物改变了不列颠群岛的园林景观。但是，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人记录过赵成章的全名。这个名字从未在其雇主留下的数千页文字中出现，傅礼士甚至没可能会知道这个名字。傅礼士叫他“LaoChao(老赵)”。傅礼士的所有传记作者都沿用了这个叫法。赵成章几乎没有留下过文字，他写给傅礼士的信已经全部佚失，他的名签在标本送抵爱丁堡后即被英文名签所替换。不过没有任何传记作者注意到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档案馆收藏的傅礼士信件里夹着两张中文账单，记录着年傅礼士第六次云南考察时，六位雪嵩村民在三个月内的开销。每笔花销的前面都用两种历法注明了日期，然后列出了考察地点和累计的花销。开销主要用于饮食、工钱和雇佣骡队，但是村民们也买了一些有趣的物件—一把剑、一个箭袋、一些弓箭、还有野猪牙和鼠皮。5月，何鲁丽和赵成章从南底河返回腾越，得到了每人七元钱的工钱。同时回来的赵堂光和李万云，得到的工钱是五元。傅礼士在账单空白处用蓝色铅笔做了注释。他把地名转写成罗马字母，把汉字替换成阿拉伯数字，又用自己称呼他们的方式标注了这些助手:何鲁丽是“LaoHo"，李万云是“LaoLu"，赵堂光是“LaoSheung"，赵成章是“LaoChao"。制作这些账单的只可能是赵成章。除了三张地图外，这是仅有的留有他字迹的物品。

我喜欢赵成章的地图，它用紧凑无误的书写平衡着流畅的曲线，就像在准确中融入洒脱和自信。探险家是在试图用这些地图表达自己如何感受这片复杂而广阔的地理，这是经年累月的苦旅所形成的经验。这幅地图(图2)是与怒江峡谷呼应的龙江的走势;沿着龙江西线向北行进时会路过这些村庄。我自己也曾见过云南农民们用同样写意的方式把村子边界及其所属山谷寥寥数笔就勾勒成线—熟悉得像是在描绘自家的院子。这些地图表明赵成章对整个滇西的记忆就像我对家中房间一样亲密。年左右，傅礼士为赵成章拍摄的一张照片捕捉到了这种融为一体的准确与自信。赵成章站在大理城的一座院子里，挺拔得有如身后的坊柱。他利落地穿着丽江特有的短衫、腰带、头巾和筒裤，双脚轻巧地站在石板上，但是又仿佛能透过草鞋紧紧地扣住那些石头。赵成章的站姿是一种舒适的平衡，双手叉腰，面容清俊。他散发出一种令人敬畏的镇定与自信。

图1滇西地图()，由赵成章绘制，傅礼士补注

我喜欢这些地图还因为它们记录了一场对话。这场对话的焦点是腾越以北，怒江以西(图中标成怒子江或潞江)的两条平行河谷，龙江在这里分流。赵成章先是按照他感知的这些河谷的位置和它们相对于整个区域的方位绘制地图，发起了这场对话。傅礼士随后观看和辨认了这些地图，用钢笔和铅笔修改了其中的两份。图1所示地图至少体现了三个阶段的翻译。最早一次可能是这样的。傅礼士用一支黑色钢笔，把其中一些重要地名转写成拼音—北边是“Ching－mu－li(青木里山)”，西边是“ImawBum(取电山)”。不知道“Ching－mu－li”下面那个符号是否是他在努力写“山”这个汉字?强调这个地方，正证明这些地图与赵成章年的账单隶属于同一场对话，它们也被保存在一起。在账单上，傅礼士用可能是同一支笔圈出了“青木”这个词，这座山的简称。他在寄回国的信里也一直谈论着赵成章在青木的发现。在第二遍观看这些地图时，傅礼士重新浏览了图1，用的是灰色铅笔。他在西边转写了更多的地名，在西北边的河谷里添加了几笔，然后把这两条重点河谷内外的村落和山名逐一编号。很多用灰色铅笔标注的名字和编号后来被抹掉了，表明这个步骤背后是一个更长的翻译过程。最后，傅礼士又一次浏览了地图，用的是蓝色铅笔，更加自信。他按照这张地图详细标注了图2，把图1里有编号的地方都标上了名字。这些举动表明四次云南考察仍然让他忌惮汉字。你可以想象赵成章正坐在旁边念诵这些地名，让他根据听到的读音添加罗马字母。傅礼士经常把同一地名标成不同方式支持了这种猜测—图1的“ching－mu－li”在图2里是“chimili”。正在操作的植物学家如果认识这些最简单的汉字的话，很难想象他还会犯这种前后不一致的错误。

这场对话还有另一个维度。与赵成章的地图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张更小的地图，是傅礼士绘制的这两条河谷(图3)。这张地图局促、犹豫，没有赵成章那种精准而流畅的绘图。山脉在这张地图里是斜线，道路是黑色的实线，河流是淡淡的草线。整张地图紧紧聚焦于河谷，不像赵成章的地图有一种对全区的把握。这张地图的犹豫与局限有可能源于它在这场对话中所占据的位置:傅礼士是在把赵成章的知识翻译成自己的语言—是在理解听来的事情而非证明自己的知识。当我们把这张地图和赵成章的地图比较时，我们可以一眼看到赵氏的地图省略了道路。这很有趣，因为这些地图能证明的阅历都离不开行走，我们会觉得它们能提供的最重要的知识就是这片崇山峻岭所镶嵌的道路。但是这些道路可能已经显见到无需刻画，它们已经在狭长的河谷和一串串村落中不言自明—绘制它们就像在图顶标注“云南”一样是画蛇添足。但是在傅礼士绘制的地图里，路是这两条河谷的全部，是地图的核心。一条用黑色实线表示的路从地图外的腾越出发，向上穿过西侧的河谷，跨过中缅边境。它仿佛在问:“怎么走?”如果赵成章的地图讲的是这片土地的筋骨，傅礼士的地图讲述的是一种特定的、推探性的体验:它是在粗糙的试探中用路来描绘一条可能的旅途。

这场对话体现了两人之间的张力。赵成章的任务是把他对标本的体验创造成表述(representadons)，谈论标本，谈论路、地图、线条、姿态。傅礼士的工作是理解表述，翻译它们，把它们重铸成分类法(taxonomies)的素材和新的分类。但是赵成章总是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分类上升到抽象层面，他的地图证明了这一点。傅礼士会以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方式借用这些抽象，然后在地图上努力标定植物和地点，叠加它们，用叠加出的结果去揭示分类法的空白。他永远不会承认这些借用。他的事业要求他绝对相信皇家植物园、印度测绘局、皇家地理学会等帝国机构是裁定分类的唯一权威。不管怎样，这是定义两人关系的关键问题:如何感知大地并把这种感知在帝国档案中加工成对大地的表述?如何表述大地并用这种表述来指导对大地的感知?如何在体验和档案之间反复趟过这个复杂、模糊、充满权力、而又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地带?

作为社会关系的地景

何为地景(landscape)?滇西地景对赵成章来说，或许就是他体验到的大地的“文化图象”(culturalimage)，这些图象构成了行走·观察·采集等日常行为的轴心。但是相比于“文化图象”，各种把地景搬到纸上的行动才更像是行走、观察和采集的轴心:因为如果有“图象”，它们本身也要在这些行动中生产。在以实体方式出现时，他的体验只能以纸的形式留存。他的地图留住了他的个性——不仅是使他成为一位杰出探险家和采集者的专注、坚韧和良好的记忆力，也包括他在相片中显露出来的踏实和领导力。当他制作纸质的云南时，他也是在制作着他自己:制作着他惯有的态度，惯有的感受，甚至也包括他那如铁的身躯。但是这不是一场孤旅，所有这些把大地搬到纸上的努力都需要在对话中实现。就最直接地看，这些行动需要与雇主交谈。这位雇主同样要把自身写入其间的每个步骤，要让这项事业帮助自己实现那个毕生的计划:从一个坚强的、工人阶级出身的流浪者，成长为一个荣誉满身的皇家园艺协会会员。正是在许许多多这样以遭遇和自我形塑为目标的计划中，滇西地景成为了一种社会关系。

任何地景比起图象或表述都更像是一种社会关系。我们想象社会关系联结起一些拥有自主性(autonomy)和能动性(agency)的参与者，不管这些自由在本质上是促狭还是舒展。傅礼士和赵成章生产的地景把很多参与者连接在一起:四海为家的植物学家和植物采集者，他们在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雇主，他们在雪嵩村和英国的亲友，这是一些最近的圈子。其他一些重要的组成者是这些探险家和他们的队伍走过的险坡、栈道、草甸和峡谷，他们是从它们身上才创造出大量标本、文字、地图和影像。这些组成者同样具有自由和能动的形式。它们坚定的实体存在，塑造了赵成章在每一刻的体验，这就是它们的自由。长期生活在这片胜景中的每个人几乎都要赋予高山以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能动性，想象它们是神灵;也都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溪流和泉水，把它们想象成等级较低的神灵。在这儿，通过它的奇绝、艰险，和它在根本上的破碎性，大地为一种极为丰富的动植物生命和异常多样的人世之道创造了条件。在所有试图拾起、表述和抽象它的尝试中，大地保留了自己的能动性，而且它有力地塑造了自己被理解的方式。相比起世上的大多数地方，在此地把地景当做一种社会关系就是把大地看作是一种社会存在(thesocialbeingoftheearth)。

如果一个地景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在形式上像是档案(archival)。地壳在时间中的运动并不像大多数生命运动那样是进化的——它是积累的(accretive)。而且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书写起，文本就是积累大地躯体的一部分。一个地景是依靠沉淀、侵蚀、抬高、喷发、形变所产生的特定的积累结构而成为这个躯体的一部分——是这些力量把大地的不同图象折向它自身。在地景生长、变化、消逝的同时，我们在沉淀物中寻找、筛检、拼合，又从其他方向推进这种积累。思考地景的档案特点就是拒绝从最教条的角度理解表述:不再把世界放在彼岸，把世界的图象放在此岸，然后把感知视为两者间成问题的纽带。我们要看到表述总是会折回世界—是构成它的质地(substance)的一部分。

档案和体验

本书讲述的是一些漂泊的植物学家把大地搬到纸面和纸间的方式—采集、书写、摄影。如何制作纸制的地景?这种制作如何创造、调动和改变社会关系?这些活动如何把大地变成社会存在:它们如何重塑大地或重塑那些参与人际社会关系的人以外的生灵?这本书的核心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隐喻:把大地比作一部能够被阅读、复制、置换、改写或重新书写的书籍。这个隐喻有一个升华，在它随处可见的形式里，行走被关联于运笔，身体被视为阅读和书写“地理之书”的中轴。一个地景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社会性的、把大地铺向纸面的过程。我们用纸刻写对大地的感知，以储存、管理、解释、整理、交流或从中创造价值。我们又在命名、筹划、建造、排序和管理的同时把这些纸折回大地。作为分析概念，地景串联起这些要素:地与纸，体验与档案。本书探索的是内在体验与抽象档案之间的接合地带，身体的行走和笔的书写都在这里发生。

《纸路》讲述的故事是跨越20世纪前半段的一组特殊的遭遇。这些遭遇的起点是年傅礼士踏上狭小、贫穷的雪嵩村主道，雇人带他探索附近高耸的山脉。这些故事的终点是年美籍奥地利植物学家洛克(JosephFrancisCharlesRock)在滇西北解放之际与村民们匆匆告别，飞往印度。从年到年，两代雪嵩村民在中国西部为西方植物园和科学机构寻找高山植物。第一代考察者有25到30人，他们强壮、灵巧、见多识广、敢于冒险，在赵成章的领导下受雇于傅礼士。在傅礼士的七次云南考察里，他们在滇西北的千沟万壑中寻找高山植物。第二代的12个人是第一代考察者的儿子或侄子。这些人游历了云南北部的所有地区，在甘肃和今天的青海高原有过漫长而艰险的跋涉，还考察了四川西部的贡嘎山和亚丁，雇佣者是洛克。最终，洛克从植物学转向了一种带有他个人色彩的考据人类学，用毕生精力来研究和翻译一种他在雪嵩村及附近村民家中发现的古老经卷和它们记载的古怪、美丽的象形文字。很多雪篙村的年轻的探险家们成为了帮助他的收藏者、伙伴、翻译和作者。

本书探究的是从这些合作中流出的一串串标本、笔记、日记、信件、相片、仪轨、手稿、文章和书籍。它们组成的延绵之流是“空间史”(spatialhistory)的结果，这是我从极富开创性的保罗·卡特(PaulCarter)研究澳大利亚探险家和开拓者的作品中学到的词汇。换句话说，这个延绵之流以个人体验的空间性为起点:身体的、双手的、双眼的，它们沿着刻在大地和纸面上的线条移动。不过，这个延绵之流会更进一步。我分析的所有这些活动都会在更抽象、更笼统的层面把个体的空间体验转化成为眼中的想象(vision)，勾画这一延绵之流所处的大地和社会生活。赵成章的地图是这种转化的结果:它是试图从20年的艰难体验中对一个地区做出笼统的描绘。大地正是在这些抽象的努力中才最有力地成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本书接下来的章节捕捉的正是这些转换如何在日常体验的偶然与异质中生成。

卡特指出，空间史的主题“不是实体的客体，而是文化的客体(culturalobject)…是文化在宣称自身存在时借助的空间形式与想象”。虽然空间史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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