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历史观念中，先秦时代的蜀是一个偏居一隅的蛮夷之邦，是一个从来就没有进入中华文明主航道的区域方国。既便是震惊世界的三星堆两个祭祀坑被发现之后，许多学者仍然难以扭转这种观念。于是，蜀是独立于中原文明发展的学术观点也就这样产生了。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图源：新华网）

　　造成上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除了以前我们提到“中原中心观”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学者的观念被汉语文献中的“蜀”字所塑造了。因此，要使三星堆的研究走上更为科学的轨道，追溯“蜀”字的本义就显得极其重要而迫切。

　　不管是从传世文献还是从出土材料来看，隐藏在“蜀”字上的谜实在太多了。

　　谜之一：从传世文献来看，古代四川地区的政权被记作“蜀”，《战国策·秦策一》称蜀为“戎狄之长”。在先秦文献中，有关于戎族和狄族的记载不计其数；按道理说，作为“戎狄之长”的蜀更不应该被忽略。然而，搜检先秦汉语文献，能够检索出来的对“蜀”的记载却不超过十条。并且，像《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的记载还都是寥寥数语，让人难以洞观其况。

　　谜之二：先秦文献对“蜀”的记载是如此匮乏，但令人吃惊的是，有关于黄帝、昌意、颛顼、禹等这些古帝古王的古代传说却又多涉及到蜀地，如黄帝娶嫘祖而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而娶蜀山氏，蜀山氏女生颛顼于若水，大禹兴于西羌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说以上这些传说是蜀人附会，那它为什么却偏偏出现在中原的早期典籍中？如果说这些文献的记载是可靠的，那先秦文献对“蜀”为何又惜墨如金？

四川民间的大禹祭祀活动（图源：swbd/王金虎）

　　谜之三：自甲骨文被发现以来，运用甲骨材料来证史就成为了中国学者常用的一种方法。那么，甲骨文材料能够为解决”蜀“字之谜提供契机吗？年，时在日本的郭沫若首先把广汉文物与甲骨文中的“蜀”联系了起来。此后，邓少琴、林向、段渝等学者也力主甲骨文中的“蜀”与古代成都平原的政权有关。然而，胡厚宣、陈梦家、岛邦男、蔡运章、杜勇等大批学者都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

　　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学术界有关于甲骨文中“蜀”地地望的观点不少于十二种，并且大多都不主张在成都平原。特别是郑杰祥研究员，他举出了《甲骨文合集》正这一版卜辞。在这条材料中，“蜀”与“丘商”赫然同列。郑杰祥先生认为，这个“丘商”就是传世文献中的濮阳。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同版的“蜀”不可能距离濮阳太远。这条材料让持“成都平原”说的学者难以招架，但却因此产生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

蜀与丘商见于同版卜辞（《合集》正）

　　如果卜辞中的“蜀”不在成都平原，那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的历史身份是什么？如果卜辞中的“蜀”不在成都平原，那先秦文献为什么又要用“蜀”来称古代四川的政权？

　　面对着纸上和地下两种不同来源的材料所形成的巨大鸿沟，学者们百思不得其解。古代巴蜀地区有自成体系的文字，即学界所称的“巴蜀图语”。巴蜀图语是至今仍未被破解的一种文字，因此指望靠破解图语来揭示“蜀”字之谜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先秦时期的四川地区虽然也间有铭刻汉字的古器物出土，然而数量稀少，且始终不见“蜀”字名号。因此，直到今天，出土材料中的“蜀”与传世文献中的“蜀”是否可以互相发明，在中国学术界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1）震惊考古界的成都马家战国大墓

　　年3月，四川省博物馆在成都市新都县马家乡清理了一座战国时期的竖穴土坑墓。该墓呈“甲”字形，墓坑长10.45米，宽9.2米，面积约平方米。与应侯墓（30.8平方米）、晋侯墓（37.4平方米）、卫侯墓（38.1平方米）、燕侯墓（41.86平方米）等周时期的诸侯墓相比，马家大墓的规模十分惊人。

马家大墓腰坑盖板（图源：《文物》）

　　惊人的不仅是规模，马家大墓与江汉文化的神秘联系更加耐人寻味。在马家大墓的巨大腰坑中，共出土了件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有列鼎、壶、罍、釜、鍪、匕、编钟等共计20种，均以五件成组。李学勤先生指出：

马家大墓列鼎（摄于四川博物馆）

　　不难发现，新都青铜器的一部分与曾侯墓所出颇为接近。例如，新都以五件为一组的列鼎，其形制与擂鼓墩的盖鼎（《随县曾侯乙墓》图48）一致，特点是器体呈扁球形，附耳，盖上作三兽形钮，足较细而不太高。新都列鼎最小的一件饰嵌铸的兽纹，这种花纹在擂鼓墩也是流行的，鼎上铭文的字体也和擂鼓墩符合。

　　擂鼓墩的甗与新都的一对甗形制相同，上下体分铸，器耳也相仿。新都的一对缶，同于擂鼓墩的盥缶，连缶耳上的提链都是一样的。新都五件一组的编钟，虽极粗陋，形制甬钟，而在擂鼓墩的编钟里也是以甬钟为主。

曾侯乙墓铜鼎（取自《随县曾侯乙墓》）

　　马家大墓与曾侯乙墓之间的文化如此相近，不会是偶然的。江汉地区的曾国，在西周时期是一个极为强大的国家。对于曾国的族源，一些学者认为他们与周人有关，一些认为与夏人有关，都各持有据。这种复杂的状况表明，与曾侯乙墓具有密切关系的马家大墓身份也并不简单。那么，马家大墓究竟隐藏着什么历史秘密？

（2）马家大墓与开明王朝

　　考古学家们认为，马家大墓的墓主就是开明王朝的蜀王。根据《蜀王本纪》的记载，开明王朝的缔造者鳖灵曾经协助望帝杜宇治水，后受禅即位而称开明帝。“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

　　在先秦文献中，最早的“帝”代表着祭祀的神权，其甲骨文字形像燎祭的柴垛；“王”代表着征伐的军权，其甲骨文字形象一柄斧钺。在夏商时期，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都集神权与军权为一身。秦以后，“帝”的称号为帝国最高统治者所垄断，而“王”的称号则降格为对属国、藩邦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换言之，在扬雄生活的时代，“帝”改称“王”代表着身份的降格。因此，所谓的开明尚改帝称王，反映的当是蜀因被秦灭之后而其王被迫降尊称侯的事实。

邵之食铜鼎（摄于四川博物院）

　　马家大墓出土的铜鼎中，其中一件盖上铭有“邵之飤（食）鼎”几字。这里的“邵”字，徐中舒、唐嘉弘等学者读为“昭”，以为即楚国贵族昭氏；冯广宏、王家祐则认为“邵”是蜀王之名，与楚国昭氏无关。相较而言，冯广宏、王家祐二人的观点较优，但也并非不可再议。

邵之食鼎线描图及其铭文拓片（图源：《文物》）

　　从上古音来看，邵为禅母宵部字，而尚为禅母阳部字，二字为双声旁对转，古音相近。也就是说，马家大墓墓主所称的“邵”有可能就是开明“尚”。照此推断，马家大墓的墓主身份似可定谳。然而，答案并没有这么简单。这是因为，蜀字古读禅母屋部，与“邵”、“尚”二字的上古音同样相近。这就意味着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邵”、“尚”、“蜀”三字都只是基于同一个音源的记音字，甚至包括后来我们所熟知的用来称呼西南夷的“叟”、“嶲”、“徙”等用字，也应作如是观。这种语言现象告诉我们，对“蜀”字的解读可以从西南地区的古代文化入手。

（1）蜀字的字形

　　从字形来看，《甲骨文编》列“蜀”字共十九个，其字上面的构件为“目”，下面的构件为“?”或作勾回之“虫”（大蛇）形。虫为古文“虺”字（《玉篇》卷25《虫部》），?字读若昆（《说文》卷13《?部》）。虫、?二字声上古音于声部属晓见旁纽，于韵部属微文对转，古音相近。也就是说，《甲骨文编》的“蜀”字无论是从虫还是从?，从音、形两方面讲都无本质区别。周原甲骨文的“蜀”字从目、从勹、从虫，“勹”即虫身之形，故其字形与殷墟甲骨文的“蜀”字亦无本质之别。

甲骨文“蜀”字

　　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祭祀重器有青铜大蛇，亦有纵目面具，蛇、目二物正合于“蜀”字的甲骨文字形。

三星堆青铜蛇（摄于三星堆博物馆）

（2）蜀字的字义

　　蜀字的本义，目前学术界至少有以下十一种观点：一为蚕说，此以《说文》为代表。二为“原蚕”说，此以任乃强为代表。三为“毒虫”说，此以童恩正为代表。四为“白蜡虫”说，此以唐远昭为代表。五为“独”说，此说本自《尔雅》。六为祭器说，此说本自尹知章《管子》注。七为羌语“湖沼”说，此以徐南洲为代表。八为藏缅语“人”、“族”说，此以普学旺、涂良军为代表。九为“王”说，此以岑仲勉为代表。十为蜀人始祖神“蚕丛”图像说，此以赵殿增为代表。十一为阳性生殖器说，以艾荫范为代表。

　　以上十一说，前六者着眼于文字学，次三者着眼于历史语言学，后二者着眼于古器物的解释。从字形构造的取径来看，尹知章说堪为探索”蜀“字本义的突破口。《管子·形势》说：

　　上无事则民自试，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

尹知章注：

　　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虽复静然不言，庙堂之政既以修理也。

三星堆纵目面具（摄于三星堆博物馆）

　　此释蜀为祭器，与“蜀”字构形相合。显然，“抱蜀不言”与《论语·八佾》“祭神如神在”意义相近，都有指祭祀时要保持庄重虔敬的意思。祭器为通神之物，而通神必赖祭司。甲骨文亦有从“口”之异形蜀字，或即在表示祭司在祭祀时的祷神颂告的情状（见饶宗颐说）。《说文·示部》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辞也。”则以“祠”训蜀，又得旁证。因此，从三星堆的考古材料来看，我们可以推测“蜀”的本义为祭司。

（3）蜀字的义项演变

　　古代祭司往往兼为部落君长，故其意义容易转化为“王”。岑仲勉谓蜀有“王”义，实为卓见，其持论的汉字材料有师寰簋的“兽”、商王帝辛的“受（纣）”、《皋陶谟》的“首”、《山海经》的“昭（照）”、《南中志》的“叟”、《汉中志》的“傁”、《晋书》的“诏”、《蛮书》的“寿”、《史记》的“苴（且）”、《卷阿》的“酋”等字，持论的民族语言材料有掸语的sau、泰语的chao、缅语的saw等字。

岑仲勉先生像

　　以蜀为君长之意，则汉语文献中的一些材料也将更容易得到解释。因君长为族中之大者，故蜀有大意。《尔雅·释畜》说：“鸡大者，蜀。”又《释草》云：“菺，戎葵。”郭璞注：“今蜀葵也。”邵晋涵正义：“戎葵，今谓之蜀葵。戎，蜀，皆言其大也。”国之君长为王，王有“一人”之称，故《方言》卷12：“蜀，一也。”王者为天下至尊，亦可称孤、号独。又《方言》说：“（蜀）南楚谓之独。”《尔雅·释山》说：山“属者，峄；独者，蜀。”山称独者，即谓群峦之主，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主峰。

（４）“蜀”字的同源词

　　上面，岑仲勉先生已经谈到了一些“蜀”的同源字，这里，我们再做一些补充。《大定府志》卷11说：“（彝人）周初为卢夷之国，其君称烝。”蒙文通说：

　　《华阳国志》载有“夜郎庄王”（《南中志》），《竹书纪年》载有“岷山庄王”（《艺文类聚》卷83引），《蜀记》载有秦徙严王之族于严道。说明西南民族有以“庄”字为称号的习俗。”

　　烝、庄二字章庄邻纽，蒸阳旁转，古音相近。朱崇先指出：“‘诏’不仅是古今彝语始终广泛运用的一个基本词，一直用以称‘王’，而且它是整个藏缅语言中的同源词。”《大定府志》卷47：“夷谓宗为主。”宗宜即《华阳国志》所谓賨。此之所谓宗，与苴音近，开明氏尝以其弟封苴，称苴侯。苴、庄二字精庄邻纽，鱼阳对转，其语亦当同源。彝人称君长为”苴穆“、执事之长（相当于宰相）为”更苴“，这都是值得重视的语言学材料。

彝族各支系公认的祖先阿普笃慕

　　除上了面提到的这些词，汉藏语系中还有大量与“蜀”字音近且具有“祭祀”或与“君长”意义的词汇。比如，汉语文献称代神受祭者为”尸“，苗语称专职巫师为“Sheub”，藏语称苯教巫师为“辛（gshen）“。关于这方面的更多内容，我们以后在相关文章中仍将有讨论，此不具言。

　　通过以上分析，结合笔者提出的”夏与商周并行论“，我们可做出如下总结：

　　蜀本为对“大巫”的称呼，后转为“君长”之义。后羿代夏之后，三星堆文明毁灭，夏后相被迫迁往帝丘，地即今濮阳。夏后相的“相”字，即对应着甲骨文的“蜀”字。其后，少康中兴，其王称为“杼”。后杼复国建立的政权即金沙文明，《蜀王本纪》称为开明氏王朝（见《金沙文明解码》），记其王为”尚“，马家大墓铭文则记作”邵“。以上相、蜀、杼、尚、邵诸字，实皆为一音同出的同源记音字。由此观之，秦人因袭殷商旧俗而称开明政权为“蜀”，并非凭空而来。

　　最后，借着本文的讨论，我们再来谈一下当今学术界瞩目的“曾国之谜”：

　　《通志》引《世本》说：“夏少康封其子曲烈于鄫。”出土于湖北京山苏家珑的曾子斿鼎（《集成》）铭文记载，曾子斿的祖先为剌曲。马承源先生指出，剌曲当即文献“曲烈”的左言，并断此曾国本自姒姓的夏人，此说可信。

曾子斿鼎铭文（《集成》）

　　由“夏与商周并行论”而知，后杼、少康为一人分化之名（见《太阳家族与开明传说（中）》），开明氏蜀国即《左传》中的少康中兴之国，故曾侯乙墓与马家大墓具有类似的文化属性，实在情理之中。然而，同样为夏王国，金沙王朝与三星堆王朝相比，其力量更为弱小，故其所属封国极易离心。

　　随着周人的崛起，曾国很可能就随着周召结盟的机会而转向了依附周人，故出土材料又记曾国为姬姓，这与《左传》记载的曾国不祀夏后相正好吻合。然而，从考古材料来看，曾国虽称姬姓，却仍顽强地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特质。由此可见，运用“夏与商周并行”的观点，所谓的“曾国之谜”并非不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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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巴蜀书社，年版。

2、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出版社，年版。

3、李绍明：《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成都出版社，年版。

4、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年第6期。

5、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年。

6、饶宗颐：《西南文化创世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7、岑仲勉：《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北京：中华书局，年

8、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版。

9、朱崇先：《彝语王号“诏”与“庄”变异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年第2期。

10、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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